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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你不说，我不说，谁知道？”

后来他在我的强迫下，也爬上去用圆珠笔画了个很袖珍的鸡芭，他没留笔迹，很聪明。我更无所谓，我会用三种不同的笔迹写字，那六个字是我专门用来写情书的笔迹，厂里没人见过。

那串字，以及那个图，被留在了仓库里的某一个电灯泡边上。写的时候，我们觉得很有趣，或者很害怕，写过之后就发现什么都不会发生，不会有人去那里看我们写的东西，仓库里没什么人，而且写的位置很高，接近天花板，站在地上根本看不到。后来仓库粉刷墙壁，油漆工连看都不看，就把我们的作品给刷掉了。我想到厕所里去写，这样就能被很多人看到，后来我蹲在厕所里，发现四周的墙壁上写满了淫词艳赋，根本没地方下笔，于是就打消了这个念头。

九三年厂里评先进，那是冬天了，我站在厂门口的宣传栏前面，我看到玻璃橱窗后面贴着很多照片，全是那一年的先进工作者。其中有白蓝，也有胡得力。第二天清晨，起着大雾，我很早就来到厂里，我揣着一支很粗的水笔，先在白蓝的照片边上画了一朵花，再在胡得力的照片边上画了一个鸡芭，并不袖珍，而是很大的，对着他的嘴。然后我返身逃入了茫茫白雾中。

我离开工厂之后，有很多个夜晚，都在稿纸上描述它。有时候我把它写得非常伤感，有时候则非常快乐。我从来没有写过白蓝，除了这一次。即使是在我三十岁以后，写到她，也只是一些断断续续的故事，我不能一次就把她说完。我做不到。在我有限的生命里，我将一次次地把她放下，又重新拾起。我用这种方式所表达的已经不是爱了，而是怀念。但是这种怀念来自于我身体最深的地方，是我血液中的一部分，不仅是白蓝，还有其他人。

每一个秋天，站在白蓝的医务室里，都能看到工厂外面的野花。那是一种没有名字的花，大多数是黄｜色的，还有一小部分是橙色的。这些低矮的野花沿着工厂的围墙，一直开到远处的公路两旁，它们非常绚丽，像很炽烈的阳光照射在地面上的颜色。连片的，绵延的，在阴暗的地方似乎要断绝，但在开阔之处又骤然呈现出一片盛景。这种野花的花期很长，从十月开始，一直到霜降大地，它们都出现在我的视线中，用一种骄傲而无所谓的表情。在它们盛开的季节里，有些路人随意地采摘它们，然后又随意地抛弃在路上，车辆碾过，黄｜色的花瓣被挤压得粉身碎骨。即使如此，也无损于它们本身的美丽。

我喜欢站在医务室的窗口，有时她不在，门没锁，我也擅自跑进去，站在那里。她进来之后发现我在，起初她不说什么，后来次数多了，她说：“小路，没有人的房间，除非是你自己的房间，否则不要随便闯进来。”我说：“你说话这么绕，我一句都听不懂。”她摇了摇头说：“跟你讲不明白。最近又被胡得力抓到了吗？”我说：“没有啊。我最近很老实。”每当说到胡得力，她就会再加一句：“你是个叛逆青年。”

我对她说，我不是叛逆青年。我做工人就是这个样子，迟到早退，翻墙骂人，诸如此类的坏事，每个工人都可以去干。假如我去写诗，那我才是工人之中的叛逆青年。我还说到我堂哥，那个收保护费的，他也不是叛逆，他们黑社会里面的规矩比厂里大多了，谁敢不服？假如他去考大学，那他就是黑社会之中的叛逆青年。这种叛逆很少的，它不会被人扁，只会被人嘲笑。我一直认为，被扁的理想是值得坚持的，被嘲笑的理想就很难说了。

白蓝听了这些，就说：“我没说错，其实你还是个叛逆青年。”我听了这话，无言以对。

九三年春天，我曾经和她一起去参加过化工局的一次先进事迹报告，当时，每个厂派十个代表去参加，工会组织的。我在工会的名声还是不错的，工会的徐大屁眼选了几个优秀职工，后来想到我和白蓝曾经救过德卵，这也勉强算是一件先进事迹。徐大屁眼就把我喊过去，通知我星期六下午不用上班了，去局里听报告。我对报告不感兴趣，但可以不用上班，当然乐意，何况是和白蓝在一起。

那天我和白蓝骑着自行车，来到化工局的礼堂，里面挂着很大的红色横幅，灯光明亮，人头攒动，好像有一种开宴会的气氛。白蓝说，坐到角落里去吧。我不干，我要坐到第一排，她说我脑子有病，第一排都是领导坐的，那就第二排吧。我们坐在一个半秃的脑袋后面，我点起一根香烟，白蓝说这里大概不能抽烟，我返身一看，后面至少有十七八个工人都叼着香烟呢。听报告的时候，前面的领导也抽烟，台上的先进模范也抽烟，那时候没有所谓禁烟的概念，只要不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