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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克拉克·克尔已经开始无情地嘲笑纽曼式的大学是一座村落，而现代的大学则应该是一座智力城，它迅速地训练社会需要的人才，专业精神成了其中的要索，但是，克尔的理论在经过喧嚣的60年代学生革命之后，开始让人质疑了，于是包括布鲁姆教授，以及哈佛大学前校长勃克等在内的教育界人士开始呼吁重视“通才教育”。这其中至少包含两个重要因素：

一、面对人类的精神世界越来越迷惘的时刻，大学必须培养对世界有整体理解的人，他们对于人类的传统，如自由、民主等有着广泛的理解，他们为社会提供一种相对永恒的东西。

二、跨学科越来越多，学生在进入专业研究之前，必须具有广阔的知识视野，只有这种坚实的基础才可能造就出真正具有创新意识的人才。

因此，在西方的著名大学内，广泛推行着核心课程，主张每个学生至少对于人文学科、自然科学、社会科学都有着广泛的理解，并且在进入研究院之前，本科生的专业要求较低，一般在前两年不分专业。

三

相比之下，中国的学生过早地经历了专业的折磨。从高中起，大多数学校已经开始实行文理分科，在思想成熟之前，我们的视野就被局限在狭窄的一块上。在进入大学之前，大多数学生不了解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的未来目标是什么。在经过父母与老师的“帮助”，他们选择了一个莫名其妙的专业。

从1952年起，中国大学的课程已经被严密地切分开了，对于本科生来讲，他们习以为常地看待专业之间的层层壁垒，也习惯地拒绝进入另一个领域。在大学里，文科生与理科生被显而易见地区分开，即使在纯文科或纯理科之内，也很容易察觉到那条深深的鸿沟。对中国的本科生来讲，核心课程是个不存在的名词。除了英语，本科生之间就缺乏任何共同的科目了。并且，由于专业课程过重，他们也很难自由地进入别的领域，更重要的是，他们从来就缺乏这种意识，也从来没有人引导过他们。

于是四年之后，在大学宿舍的墙壁上写满了遗憾乃至愤怒的话。一方面，狭窄的专业训练使得毕业生对于社会显现出不适应感，另一方面，他们从来就没有被灌输入一种独立的情感，一种判断事物的能力。于是，这些号称天之骄子的大学生就显现出两种可怕的趋向，一方面他们在狭隘的专业知识上有着特别的深度，另一方面他们对这个世界是茫然无知的幼稚。于是进入研究院的学生，出现了“硕士不硕，博士不博”，无法深入研究，而进入社会的学生则立刻表现出一种随波逐流的庸俗化倾向。

中国的入学率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这决定了我们的教育是英才型的，在这个庞大的人口中，只有一小部分青年进入大学。但我们却固执地把他们教育成一些或许还不算熟练的技术工人，这对这个国家的物质与精神都是一种巨大的伤害。解放前的大学之所以获得了如此瞩目的成就，与广泛实施的通才教育是无法分开的。北大、清华、浙大、南开这样的大学无一不以发展通才为重要方向。

四

“普通教育意味着一个人在职业培训以外的全面发展，包括他的生活目标和文明化，情感反应和纯净化，根据我们时代最优秀的知识，对事物本质理解的成熟化。”华盛顿大学教授霍华德·李·诺斯特兰1946年写道。这也是一所实行通才教育的大学所追求的目标，这也决定一所大学可以达到的品质。在经过巨大的割裂之后，那些懵懂的年轻人需要全面地了解这个世界，希望他们在经过四年之后，能够对自己、对这个世界有着某种把握，以便确立他们的未来。

跋

跋：那些忧伤的年轻人

我探求的并非一个日期，而是一个象征，一个转折点，一个我们被歪曲的道德历史进程中的隐秘时刻。

—莫里斯·迪克斯坦《伊甸园之门》

这是一个轻松、急速、冒险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度过青春岁月是愉快的；可是走出这个时代却使人感到欣慰，就像从一间人挤得太多、讲话声太嘈杂的房间里走出来到冬日街道上的阳光中一样。

―迈克尔·考利《流放者的归来》

四年以后，我仍然清晰记忆着李皖给我带来的震惊。“这一年，高晓松27岁，但已经开始回忆。”1997年的秋天，我斜躺在北京大学28楼202宿舍里，这句话从《读书》杂志粗糙的纸张中跳出来，柔情似水却准确有力地抓住了我涣散的神情。“这么早就回忆了”，李皖在感慨的同时，开始寻找隐藏在一代人“怀旧”的面具后的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