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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用希伯来话对希伯来人讲。先知只有希伯来人，使徒也只有希伯来人。亚洲现在已经消失的众多教堂由一位土生土长的希伯来人建立；罗马的据说要与世长存，而且现在改为信奉摩西和基督的教义的教堂也是由一位土生土长的希伯来人建立起来的。

然而，是埃娃这个人物按照这些线索发表了最勇敢的宣言。作为一位叙利亚犹太人的公主，表面上看她的身上很难找到夏洛特的影子；然而，对她的外貌的描述显示她给迪斯雷利提供了某些模型。同样，尽管夏洛特的观点似乎不大可能带有埃娃的影子，但我们也无法排除这一点。比如，她具有罗斯柴尔德式的对异族通婚和变更信仰的深深的厌恶。“希伯来人从来没有与他的征服者融合，”她大声地说道，“不，我永远也不会成为基督徒！”相似的，迪斯雷利所喜爱的主题——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共同本原——也在她的书信中有所表达。“你是那些崇拜犹太女人的法兰克人中的一员吗？”埃娃第一次（在圣地的一片绿洲中）碰到唐克雷德时问道，“或者是那些辱骂她的人中的一员？”她提醒他，耶稣“是一位伟大的人，但他是一名犹太人，而你崇拜他。”因此“基督教界一半的人崇拜一位犹太女人，另一半崇拜一位犹太人”。埃娃用另一个罗斯柴尔德式的句子询问唐克雷德：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三部　动荡的年代　第一章　重新崛起（28）

“欧洲最伟大的城市是哪一座？”

“毫无疑问，我的祖国的首都伦敦。”

“那里最有名望的人是多么富有，告诉我，他是基督徒吗？”

“我相信他是一位跟您有着共同种族和信仰的人。”

“那么，巴黎呢？谁是巴黎最富有的人？”

“我想是伦敦最富有的人的兄弟。”

“我对维也纳非常熟悉，”这位女士说，脸上带着微笑，“恺撒给我们的同胞封了帝国的爵位，因为，公正地说，如果没有他们的支持，帝国用不了一个星期就会分崩离析。”

迪斯雷利没有考虑夏洛特的地方是他设计好的（对于他同时代的人来说显得很过分）辩论，说在“基督受难时提供牺牲和祭礼”方面，犹太人“完成了上帝仁慈的意愿”，而且“拯救了全人类”。她也没有接受他的说法（通过女巫的口）：“基督教是完善后的犹太教，或者什么也不是要是没有基督教，犹太教也就不完整。”

在迪斯雷利的小说中提出的这些争论，表明了迪斯雷利对罗素的限制权利法案的态度。他在第一次辩论前两周，告诉列昂内尔、安东尼以及他们的妻子，他准备好了要支持这个法案，但是对托利派的条款，“我们必须主张我们的权利，不是为了什么特权，而是为了良心的解放”。这使得围坐桌前的自由派人士不知所措：路易莎描写迪斯雷利用“他那奇特的唐克雷德似的条理”侃侃而谈，而且“怀疑他是否有勇气以同样的方式对议会这样说”。他确实说了。夏洛特起初对此相当热心。“没有谁可以，”她在1848年3月告诉德莱恩，“在用伟大的机智权利、智慧或创造性来表达自己的方面超过我们的朋友迪斯雷利。”

批判“风暴”

迪斯雷利面临的问题是小说的销售情况相当糟糕，几乎是个灾难，而现实的政治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就在差不多一年以前，他和保守党领导人本庭克分道扬镳，并取代皮尔成为了托利党的领导人；然而在支持罗素法案的过程中，他们又面临前后排议席分裂的危险英国议会中的惯例：前排议席为反对党领导人的专座，而后排议席为普通议员席。——译者注。开始时他们似乎谁也没有预料到他们陷入的麻烦程度会有多大。本庭克特别漫不经心，他在1847年9月告诉克罗克尔：

我相信我在投票时一直都站在犹太人一边。我说我相信，是因为我自己从来都不会费心去关心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这种没有价值的事，而且很少关心我是怎样投的。我并没有把这个问题看得与罗马天主教的问题有多大不同，这些问题我从来没有当成是国家应该关心的大事我把犹太人事务看成是个人的事务，就像是巨额的个人财产或者是离婚法案像影响罗马天主教的问题，对于保守党来说，这个问题仍然是一个开放性的问题。我可能会投弃权票，保持我自己一贯的支持犹太人的立场，但又不得罪党内的大多数人，我猜想这些人将会站在对立面。迪斯雷利当然将会热诚地支持犹太人，首先是由于以前先入为主的支持他们的印象，其次是因为他与罗斯柴尔德家族是伟大的盟友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所有人在个人特点方面都很高调，而且伦敦市已经选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