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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制性的”。他能够做的只是希望佩里埃“(对奥地利入侵博洛尼亚)不要摆出过于好战的姿态,因为我们必须牢记人们希望获得贷款。”确实有一些证据显示,这种财政上的考虑使得法国政府在教皇公国问题上避免了与奥地利开战。市场对于贷款将稳定财政状况的期望抵挡住了战争危险带来的悲观情绪。实际上,法国财政大臣路易利用4月市场的一次轻微上扬提出了对自己更为有利的贷款条件,这也被詹姆斯认为是政府期望和平的一个迹象。而潜在敌对国的大使,比如韦特(普鲁士)和波佐(俄罗斯)个人也对参与贷款业务感兴趣,也向列昂内尔暗示,和平将被维系。但是,詹姆斯在1831年春天体会到的一种感觉十分重要。“我现在什么都不是,”他向内森坦白说,“今非昔比,以前,这样的贷款完全由我们自己包揽。”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二部 金融统治者 第一章 和平的枷锁(1830~1833年)
实际上,1831年的贷款数额并不足以解决法国政府的财政问题,詹姆斯从一开始便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此外,财政部同时进行的公众订购“国家贷款”的计划以失败收场:8000万法郎的“国贷”只卖出去2500万法郎,剩余的最后只得卖给银行财团。如果当政的是一个比佩里埃更为激进的政府,那么它肯定会效仿18世纪90年代的做法,通过印钞票来追求一种更富侵略性的外交政策。但是,只要佩里埃仍然在任,金融现实主义就一直占据着上风。8月,随着比利时危机逐渐缓和,詹姆斯很高兴地听到政府准备再筹集1亿法郎的贷款来减少流动债务。两个月后,他和列昂内尔再次确证,佩里埃说他“将实现维莱勒没能做到的事,他将发行5%利率的债券,然后再减少它们”,这是一个削减开支的明确信号。此外,维持偿债基金的决定也让詹姆斯和列昂内尔感到十分高兴。1832年,他们再次在法国金融市场上发力。5月,罗斯柴尔德为首的财团竞得了4000万法郎的巴黎市的贷款。这为获得另一笔1�5亿法郎的政府贷款铺平了道路,同样也是由财团共同运作。重要的是,詹姆斯坚持等到荷兰放弃对于比利时的宗主权,然后再提供贷款。到这个时候,认为法国可以无须英国同意就能采取单边军事行动的想法并不被认同。詹姆斯在1833年初被要求考虑提供另一笔贷款时,外界对于法国的侵略性担忧已经消退,这一点可以从公债的价格走势上看出来,2月,3%利率的公债价格短暂地达到了80点。实际上,法国政府选择削减了军队规模,继而控制国防预算,而且,很快就开始讨论实行另一次债券转换计划,降低现存的债务成本。类似的事4年后仍在讨论。
简而言之,法国政府在财政上受限,但这种限制并不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独自施加给它的,而是由巴黎所有的大银行联手施加的。最重要的一点是,19世纪30年代,不存在罗斯柴尔德垄断法国公共财政的现象了,因为这个时期的贷款都是由银行团体公共运作的;与此同时,国库券的售卖业务参与者更为众多。詹姆斯拜访佩里埃和其他大臣,更多的是为了获得敏感的财政消息,而非发挥自己的金融杠杆作用。他在1832年1月谈道:“与萨洛蒙一起去拜访佩里埃,打探他是否有什么消息,进而根据他提供给我的信息来决定我将来的行动,因为我们目前持有大量的公债,因此行事必须万分谨慎。”
因此,或许可以这样认为,如果普鲁士、俄罗斯和法国在19世纪30年代决心在比利时或波兰问题上开战,那么罗斯柴尔德家族根本无力阻止。不过,这也低估了这一时期梅特涅的奥地利在中欧以及东欧所扮演的领导角色:如果没有奥地利的参与,实际上更是领头,反对革命传播的保守远征是难以想象的。这点让我们关注到萨洛蒙在维也纳所扮演的角色,他有时被描绘成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人物,避免了1830年7月之后爆发战争。
早在1830年11月,萨洛蒙便暗示根茨,罗斯柴尔德兄弟遭受重大损失之后,已经无力资助发动一场战争。类似的是,当梅特涅派奥地利军队进军博洛尼亚时,詹姆斯对佩里埃进行干预,他提出了一个明确的财政疑问,在战争前夕,他问:“奥地利如何能够支付它的(债务)利息?最好不要拿自己的全部身家(去赌一场战争)。”与詹姆斯一样,萨洛蒙在维也纳也没有占据垄断的地位。1830年春天,当奥地利政府发行3000万古尔登的4%利率公债时,萨洛蒙只是承销的4家银行之一,而且他也未能从贝特曼手里夺得5%利率债券的转换业务。革命之后,他与他的兄弟一样,无力去想政府贷款被他的竞争对手攫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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