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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能手。”

小蒋不客气，出来指着酆景福的肚皮说：“你这么大的肚皮，里边可有不少老百姓的东西啊！”

酆专员窘得脸红一阵白一阵，不知应对。

蒋经国让国民党官吏头疼（1）

1938年1月，小蒋刚被任命为江西省保安处少将副处长，就应邀出席新四军军部在南昌的成立大会，并发表演说，主张国共两党“携手共进”、“合作抗日”。他不光嘴皮子上说一说，很长一段时间，他也是这样做的。

1938年4月，国民党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蒋介石提示下通过决议案，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蒋经国说服父亲，应以三民主义青年团取代数年之前由情报头子戴笠组织的蓝衣社。蒋介石在考察苏联的时候也觉得共青团有朝气，就接受儿子的建议成立了“三青团”。蒋经国由苏联回来刚过一年，就出任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兼江西省支团主任。

蒋经国又提议，三青团团员的地位与国民党正式党员相等，甚至年逾25岁之后，三青团团员可以无限期留在团里，不必转入国民党。三青团团员这种特殊地位，使掌控党的机器的陈果夫、陈立夫兄弟非常不痛快。

“三青团”头子康泽是蒋经国非常不喜欢的法西斯型的官员。三青团成立不久，康泽就抽调12个人（大部分是蓝衣社旧部）“协助”蒋经国筹组江西支团部。他们想要操纵小蒋，架空他对三青团团务的权力。小蒋哪是那么好操纵的？他要反操纵，有心以三青团江西支团部做为团中央、甚至国民党组织的样板模范，首先发动和团结青年参与抗战，这使他和戴笠的蓝衣社成员以及CC派掌控的省级、地方级国民党党部，统统合不来。

1938年3月中旬，蒋经国打电话给喻松，约他晚饭后去他家里谈谈。喻松按时前往，进门一看，围着两张大餐桌坐了二三十人，还摆了茶点。

蒋经国告诉喻松：“今天特地请大家来开个座谈会，谈谈如何动员青年参加抗战的问题。”

应邀到会的，除了刘九峰、何序东、夏征农、范宽、潘泳流，谢仲文、王玉清，何士德、丘倜、笪移今、孙席珍、包煊敏、余及浚外，其余大多是青年服务团、抗敌后援会和政训处的工作人员，彼此都是熟悉的。座谈开始时，蒋经国首先发言，大意是：敌人已经打到我们江西门口来了。如果我们不能积极动员一切力量，狠狠地打敌人，进行有效的战斗，敌人就会一步一步进逼，南昌也难保住。今天邀请大家来，就是希望在这个问题上各抒己见，毫无保留地畅所欲言，供政府参考。

参与座谈的都踊跃发言，主要的论点大都集中在抗战与民主的关系问题上，一致认为：“要坚持抗战，必须发扬民主，没有民主，就不可能坚持抗战。”座谈会开到10点钟才结束。

1938年4月初的一天早上，蒋经国打电话给喻松，语气很兴奋地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抗战建国纲领》发表了，下午见面再谈。”

在参加保二团刘副官的婚礼时，蒋经国拿着报纸对喻松说：“这是一件大好事，有了这样一个纲领大家共同遵行，以后的事情就好办多了。”他说这话时，轻松乐观的情绪溢于言表。

可正是《抗战建国纲领》颁布的前两周，喻松向武汉订购的七百多本宣传抗战的小册子，经再三向邮局查询，得知被邮电检查所扣住了。无可奈何，喻松只有求助于蒋经国。他知道后，立即驱车偕喻前去交涉，不但把书全部取来了，而且教训了那位所长一顿。

江西青年服务团第二大队的队长何士德是个音乐家，他从上海带一个合唱团到南昌就留下来了。在这个大队里，有些民主自由的气氛，可以不受限制地发表意见。雷宁（又名薛汕）是中共地下党员，在队里主编《窗报》，每星期换一次，旗帜鲜明，文风尖锐，是一个进步的舆论阵地。它不仅为内部的人所喜爱，很多外面的人一进来，就怀着不同的目的来阅读上面的文章。

雷宁写了一篇长达万言的《托派是不是一个政治党派》，文章内容都是来自党报党刊，他只不过是结合东战场的具体情况，再一次阐明观点罢了。

江西青年服务团设在南昌心远中学。当时已不上课，学生已分赴各个岗位去了。这个学校的体育场地好设备也好，爱好运动的莫不被吸引到来。

初秋的一天，蓝蓝的天，淡淡的云，金色的阳光像在每个人的身上涂了一道颜色，格外鲜明亮丽。篮球场上，活跃着健儿们矫健、敏捷的身姿，正在夺球抛篮。四边站满了观看的人。球场离第一大队教室远，雷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