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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时候，一度十分抗拒进食，有一回，正在角落里负隅顽抗的她，大概实在是被那只总在嘴边晃来晃去的勺子逼急了，遂一脸诚恳地央求我道：“爸爸，我要吃‘不吃’。”

这个baby诡辩家似乎于情急之下发现了关于“不吃”的真谛，即“不吃”其实是可以吃下去的食物一种，只是我们不习惯吃它同时也不会轻易把它列入日常的饮食清单罢了。换言之，所谓“不吃”也是吃的一种，其实就是“吃不”，“吃”的正是一个“不”字。

主动的不吃，分为绝食和厌食两类。绝食和厌食其实都是抗议性的，只是前者针对着他人的言行，后者则针对自己的灵肉。现代医学认为，绝大部分的厌食症是由减肥所引起的。在自我形象“过肥”的巨大压力之下，减肥者的脑下垂体功能逐渐出现失调，严重的就会进入厌食状态，最后，患者或因体内欠缺营养，免疫能力削弱所导致的各种并发症而毙命，或因无法承受的心理和生理的双重压力而自杀。

具有反讽意味的是：厌食症患者其实并不厌恶进食，只是为了要达到极端的减肥效果而给自己选择了一种叫做“不吃”的风险性食物。因此，相当部分厌食症患者在厌食的同时，常常又会夹带暴食的倾向，已故英国王妃戴安娜，生前就一度因受到厌食症和暴食症联手打击而备受体形和情绪的双重困扰。

至于“木匠”的主音歌手Karen　Carpenter，则是与厌食症进行了八年的艰苦抗战之后，终于在一九八三年不支倒地。

与厌食相比，绝食要酷得多，它是一种事先张扬的，带有浓厚表演和博弈性质的公开的“吃不”，是“吃不”的最极端、也是最复杂的体现。他的极端和复杂，主要表现在厌食是一种单向操作，而绝食却是一种互动游戏。

为了表达某种情感或达到某种目的，人和动物都会采取绝食的行动。就连智力发育正常的三岁小孩也深谙以慢食、怠食或绝食来与父母抗争，进而争取到自己的心仪之物。因此，绝食者的目的是为一己私利还是为大众福祉，乃是对于绝食行为的价值和道德评估之基准。

如果说到了晚期的厌食症已因其自作自受而逐渐失去他人的同情，那么，自觉的绝食却往往能自始至终地让旁观者处于饱满的激动状态。古往今来，绝食的万般激｜情，可以归结为这样七个字：“我饿，但是我吃不下。”

绝食是压迫之下的一种剑走偏锋的抗争，我们当然不能说“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绝食”，但是，甚为中式酒囊饭袋的一员，尽管我一向对中外绝食者心怀景仰之意，却从来都不赞成绝食这种通过跟自己过不去来达到与别人过不去之目的的表达或抗争手段。相比之下，我更欣赏“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以及“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这一类现实主义的信条。

甘地是历史上最伟大、最成功的绝食者，对于甘地来说，绝食是家常便饭，也是他的终极武器。据统计，他的一生共有十六次绝食，其中有两次绝食三周，最长的一次竟坚持了七七四十九天。作为“不合作”思想的外在行动，绝食以其与自己的口腔肠胃的“不合作”，揭示了一个天真的道理：正常地按时定量进食，竟然也是权威、体制和主流话语要求大众予以“合作”的项目之一。

甘地的绝食技能及其绝食成就，乃经过特殊训练，大小朋友切勿模仿。

要知道，这种所谓的“特殊训练”，除了长期的素食和节食训练以及印度“瑜伽文化”的滋养之外，“特殊训练”更多的实际还是指因绝食固有的互动性特征而要由双方共同遵守的一种游戏规则：一方面，绝食的一方除了信念、意志的坚定，还必须严格履行绝食诺言，即绝食期间除了水、橙汁和牛奶等流质之外，不可以任何方式摄入任何食品，并且得接受大众监督，此外，绝食者最好是一个本身就偏瘦的人，胖人绝食，非但不能有效地感动公众，反而有可能蒙上“趁机减肥，假公济私”的不白之冤。另一方面，“被绝食者”也必须是一个或一群能够把另一个人的主动不吃饭当成一件严肃的事情去看待的人，不然的话，甘地传记里就不会特别地指出“甘地用绝食的极端方式来使受过教育的殖民者感到羞愧”。在某种意义上，甘地以艰苦卓绝的绝食最终征服了殖民主义者，同样的行动，却无助于正确处理文盲人数高达85％的印度人民的内部矛盾。

当然，绝食者不太可能在绝食行动开始之前验证对方的文凭，事实上，“受过教育”也并非任何时候都是牢靠的，一九六三年在西贡街头一绝食的最激形式——自焚向吴庭艳当局表示抗议的越南佛教徒，非但无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