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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不少这种人；我们每个国家都需要他们，总统先生。即使晓得我们国家里有这种人，我们也不会去惹他，对吗？”

“这我完全了解。”总统的确是了解；对方话中的含意非常明显，彼此都不要去动对方国家的人，才能礼尚往来，相安无事。“这个人能告诉我们哈洛克在哪里吗？”

“他可以告诉您卡拉丝她在哪里。这才是您所需要知道的。可是贵国必须让他了解，他没有受到任何威胁。”

“我只会派一个人去找他。也只有这个人晓得他的身分，请放心，我说话算话。”

“好吧。我必须先告诉您，我对他仅限于资料上的了解而已。他曾是二次大战的残存者，直到一九四五年四月，才被德国纳粹从集中营放出来。”

“放心好了，我们对他会尽量给予尊敬的。请告诉我他的大名。”

“韩德曼。哥伦比亚大学哲学教授。”

坐在白宫地下战略指挥中心会议室的三个人，仔细而专注的倾听着助理国务卿贝弗所做的调查报告。他以单调的声音，把国务院五楼中涉嫌的十九名人士，于“布拉瓦海岸事件”发生的那个星期里他们的行踪，一一报告了出来。

当报告结束之后，三位听他报告的人脸上，都显示出一种深沉的痛苦与愤怒。

“那么，这十九名你早上说的人里面，哪五个人才是真正不见了的？是哪五个人？”

“那个到医院去打胎的女人。她丈夫到海牙开会已经有好几个月了。两个人分开了很久。显然，她是有了外遇，才怀了孕。”

“一个女人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海雅中将说，“那到底她是不是真的有住院打胎？”

“的确是有。”

“另外还有哪四个？”

“两名驻墨西哥使馆的参事。他们当时是奉召返国述职，同时给予外交政策上的新指示，可是等述职完毕后，一直到下一个月的五号，才回到驻在国的新墨西哥市。”

“为什么？”

“去度假了。都是带了家眷去的。一个是去了弗芒特市的度假中心滑雪，另一个是到加勒比海。两家人的确都曾去，我们查过他们信用卡签帐的记录和笔迹，都是真的。”

“还有哪个？”总统催道。

“亚瑟·皮尔斯。”

“皮尔斯？！”中将吃了一惊，“那个在联合国的家伙？”

“是的，将军。”

“这不太可能吧？我可以和布鲁斯向你打包票保证，这个人应该没有问题才对。”

“对啊，麦锡也会举双手赞成的，”贝弗同意，“老实讲，国务院中真正唯一与麦锡没有交往的人，可以说只有皮尔斯一个人；我不晓得还有谁。麦锡当初把他放到联合国去，还是去年的事，本来皮尔斯是在‘国家安全会议’服务的，才工作了没几个月，就被麦锡派到纽约去了。”

“而这个人，我当年曾经叫国防部尽可能的挽留住他，”老中将说，“我本来一直想把他留在陆军的，他是个奇才。可是却因为打厌了越战，才不想再当军人的……唉，留不住人，有什么办法？”

老大使布鲁斯的上身，也往椅背上一靠，说，“我也非常了解皮尔斯这种人。他当年是因为另一个在外交界服务的外交官，特别向我提起他这个人之后，我才开始注意他的。我想他后来进入国务院工作，主要还是因为我大力推荐的关系。这个年轻人可以说是今天所谓‘平步青云’的少数实例之一——从一个爱荷华农家子弟开始，学历斐然，许多大公司都争相延聘过他。我后来说服他到国务院中工作，虽然他还相当年轻，可是假以时日，他的前途末可限量。他是我们美国一个典型力争上游，少年有成的实例——你凭什么可能会认为他与苏联有所牵连呢？”

“我并未特别指出，他比别人有更大的嫌疑，”贝弗说，“亚瑟·皮尔斯是我的好朋友——而且这年头我朋友没几个。我本人也视他为国务院的翘楚人物——是最最优秀的人之一。然而，朋友归朋友，我仍然必须照报告来谈这件事。这件事只有我一个人在处理，连我秘书都不晓得。只有我。”

“你由什么消息上，认为皮尔斯有嫌疑呢？老天，假如他有嫌疑的话，美国还有什么希望？”

“是由联合国的联络记录簿上发现的。我目前所获得的资料显示，在去年十二月底的最后数天，和今年一月初的前三天——也就是‘布拉瓦事件’发生的那前后一星期……皮尔斯并未出席联合国安理会召开的四次‘中东小组’会议。当然，这么一来，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