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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他是一个集大成者，他反美其名曰：“如此方近人情。”此次和我见面，他一开口就说：

“咱们的军队在四川响应护国军，怎么弄得谁都知道了呢？幸亏是老袁死了，要不然，那还得了！”

说着满脸带着惊惶不安的神色。我说：

“我们既干了事，还怕人家知道吗？老袁不死，又怎么样？他们做皇帝，我就要反对他。反对他，就不怕他。反正不是他死，就是我死！”

接着他说道：“我们这次回去，可要听段总理的了。我们必须靠他当靠山，他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这样才可保不错。”

我说道：“只要他真正地为国家，为人民，我们自然听他的。若不然，我们还是要干自己的！你说靠山的话，段总理也靠的中华民国，我们也是以中华民国为靠山，决不依靠任何个人。”

因为他看见士兵的肩上还是戴的护国军的肩章，于是他又说道：“怎么我们的队伍还是打着护国军的番号呢？这不大好吧？”

我说道：“打护国军的番号一点不是丢脸的事。自然要等有了命令，我们才取消它。”

他又呻吟道：“我们这次从四川出来，到底弄了多少呢？”

我真有点气愤了。我说：“我们只知道为国家，为人民，这是我们的本分。你怎么问出这种话？”

他沉默了半天，望望我的脸，非常亲切恳挚地笑着说道：

“旅长，你开口就是国家人民，实在太迂执了点。这是什么世界？若老是这样的傻干，连我们吃饭的地方也没有了。依我说，旅长不如就在这里住些时候，多请几次客，各方面应酬应酬，联络联络，这才是有用的办法。您瞧瞧襄阳那地方有多好，为什么我们不要，叫人家坐着占着，把地方吃光了？”于是又说，“我们一点应酬也没有，各方面都没有联络，实在太危险了。最近曹锟就买了两辆汽车，每辆九千元，送给傅良佐和徐树铮。张敬尧也花了几千块钱，买了两个窑姐儿送他们。您看看他们的干法吧，要不然，怎么他们什么事都行的开，我们老是被人家排挤呢？”

他唠唠叨叨说了一大篇，我简直忍耐不住了。我说：“你这说的都是亡国的办法！”再也不愿意和他说下去了。后来他把我说的话一一去报告了段先生。

第二十二章从四川到廊坊（5）

杨桂堂的为人，大都类此。那时的军人政客，都是这样一副面目，这样一副头脑，这样一种作风。我写的这位杨桂堂，正是他们的代表人物。

我在汉口没有停几天，即率部队上京汉车，直达长辛店，再由长辛店转丰台，分在通州、廊坊、天津三处驻防（那时有命令，指定这三处，不许我们到南苑驻防）。当即分配：第一团驻通州，第二团二营驻天津疙瘩湾，其余的驻廊坊。

那时段总理兼任陆军部长，徐树铮与傅良佐分任次长之职。傅等把我们队伍看着和陆将军有亲密关系，而他们不满于陆将军，因而亦歧视我，要以对陆将军的办法对我。再则我们此次在四川倒袁，接受护国军第五师的番号，亦使他们大不高兴。由四川回来的各部队，又从而加油加醋，在他们面前对我大肆攻击，因此愈视我如眼中钉，加我以种种压迫。不但房子不给够住的，被服饷项，亦皆置之不问。尤其饷项一事，发给我们的全是六折票价，后来又减低为四折三折。关于训练、装备各方面，更是一概无人过问，形成一种听任我们自生自灭的局面。在那时，若要军队存在，必须是皖系、直系。我两皆不是，又加上我不去巴结，不去讨好，又有辛亥滦州革命之事和此次倒袁之事，故益发一心要用功夫来把我们消灭。我看透了这种鬼蜮伎俩，一气不哼，愈加埋头苦干。我一到廊坊，即先把余积的公费提出，鸠工建筑营房，而后专心致志，努力于部队的整饬。第一，把此次由陕入川，再由川北返，这一路上所得的经验，集合各将领重新详加检讨，把病症一一指出，商量着努力改正。第二，举办文官军训，伙马夫等的军训，下操打靶，一如士兵。第三，加紧干部训练，不但教练连和排，团营长以及副职亦一并训练之。不但注重内场教育，外场操练亦同时重视。第四，注重精神教育，除原有办法外，又编了许多新戏，教官兵们排演，都以教忠、教勇、教仁、教义为题材，同时灌输一些卫生及科学方面的常识。出演之先，加以讲解，讲完一出，演一出，觉得收效不少。第五，利用大风、大雨、大雪的天气出外行军，做种种战斗操演。第六，历年来兵中老幼以及久病不愈者，均大加淘汰，重新补充。第七，在廊坊盖一劝忠祠，供奉历年死亡，按时致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