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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厨房、餐室，统统都仰赖着它。

经了长时期的辛劳刻苦，家里积聚了一百六十吊京钱，始在康格庄南头典了一所葛姓家的房子。这所房子一共七间：三间正房，两间东房，正房东头另外还有两间小房间。能够住这么多的房间，比较以前总算宽敞了许多。搬家的那天，孩子们固然欢天喜地兴高采烈地呼喊，就是大人似乎也是异常欣慰的。

一天黄昏，父亲同母亲正在屋里坐着谈话，母亲一手抓着我的手，一手抚摩着我的头发，眼睛直向我的左耳朵看着。一会儿，她对我说：

“科宝，从前你受不了屋里黑暗肮脏的苦，常常撒腿就往外跑；幸亏门神爷一手把你抓住，你才没有跑掉！看看，你的左耳朵不是缺了一块儿吗？”

母亲说话的声调愉快而自在，说完了，抬起头来，望了望父亲。两位老人脸上都浮现出从未有过的可珍贵的微笑。

第二章康格庄冯玉祥回忆录

原来我的右耳朵大而长，左耳朵却比较的方而短。这大概因为在我吃乳的时期习惯于向左边侧卧，大人又整天忙于操作，没有工夫顾及孩子身体正常的发育，日子久了，左耳朵就比较右耳朵短小，没有得到平均的发育。母亲同我说的话不过是借此拿我取笑罢了。

家里生计艰难，年幼的孩子也不能不帮同大人操作。我七八岁的时候，便有时同家兄到野地里拔草拾柴。每天吃过早饭之后，各人背着自己的草篮，拿着镰刀，下身穿一条露着半截腿的裤衩，跳跳蹦蹦地向草地里进发。这时真可说是我一天中最惬意的时候。自然的幽美，长空的辽阔，焕发了我潜伏着的生命的火焰。清脆的鸟声，唱着生命的赞美歌，委婉而动听；迎面吹来的微风拂到脸上，一种愉快的感觉，似电流一样，传感了我的周身。情不自禁的时候，我就放大了喉咙，喊上几段梆子腔，发泄心中的积闷。凑巧成群结伙的拔草拾柴的小朋友们遇到一起，说说笑笑，跳跳唱唱，那就更热闹有趣了。拔草的地方，大都在高粱地里。拔的是一种黄草，可以用来喂马，晒干了，也是一种很好的燃料。

一到收割麦子的时期，保定府附近，衣服褴褛的农夫常常成群结伙地去拔麦子。这时我也随着大家同去工作。

农民生活的艰苦，如果不去实际体验，怎么样也是难以想象的。劳动者的苦楚，只有劳动者自身才能够知道。后来我自己怎么样也难以克服的农民性格，都是我过去的生活遗留给我的。这种生活与环境，深切地影响到我日后的思想与情绪，影响到我日常处理事务的习惯，以及我训练军队的方法；同时直接间接也使我必然的倾向革命，并且时时刻刻忘不掉改革劳苦大众生活的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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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康格庄（2）

我现在略举几件事谈一谈。

夏天，高粱快要成熟，秆上的叶子照例须经一次擗剥，据说这与它的谷实的发育有很大的关系。保定府的惯例，擗叶子的时候要敲锣，一敲锣，大家都钻进高粱地里去，谁擗了谁要。每年一到这时候，我往往把其他的工作放置不顾，专门到高粱地里去擗叶子。因为这种机会实在太难得了。擗叶子的苦楚，到现在想起来还使我的头晕。地里好像一座大蒸笼，一钻进去，就觉得窒息气闷。四围密集着的高粱，一株接连一株，一点儿风也吹不进来。上头热辣辣的太阳晒着，蹲在里头，简直是面包烘在火炉里。汗水雨似的滴着，头上像有一个铁箍紧紧箍着，胸口像有一团棉花塞着。这种苦，自然不是我自己愿意受的。但一想起家里的情形，又不能不狠着心，咬着牙，强打精神去擗。有时从早晨直到晚上，赤着脚，挽着腿，袒胸裸臂，在里头擗一整天，中间连饭也不吃，因为怕耽搁了时间，叶子都被别人擗完了。出来之后，低头一看，脖子上，胸膛前和两只臂膊，都起满了鲜红的痱子。由于过度的疲劳，不仅饭吃不下去，连水也懒得喝。头、耳朵，轰轰地作响，口腔和咽喉里淤积着一股很厚的苦涩的黏液，一噎上来就要呕吐。

到了冬天，原野上无草可拔，地里也没有可寻找的燃料，于是就到树林里去投干枝棒。所谓投干枝棒，就是用一根较粗的枝桠，向树枝稠密的地方投去，冬天树枝特别干脆，只要击中了，就很容易断落下来。这样投个半天，落下很多的干树枝，收集起来，背回家去，可以烧一两天。另外我又常常穿杨树叶。北方杨树特别多，一到隆冬，树叶儿完全脱落，遍地都是。穿杨叶的方法倒也很巧妙：是用一根细棍，一端削得尖尖的，一端刻一道槽，系上一条长绳，把削尖的一端戳到叶子上，随手捋上绳索，很快地就可以穿一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