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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爱德华·汉密尔顿在1888年8月说的：“R·丘吉尔所有的东西都向罗斯柴尔德要但是作为他的主要财务顾问，罗斯柴尔德已经把他看成是毫无希望的政治家，而把他抛弃了。”事实上，把纳蒂在1886年之后对丘吉尔的资金支持当成是一项本质上的友谊之举，就像梅毒冷酷地拿走它应得的部分一样；因为从政治和经济的角度看，丘吉尔现在更多的是负债而不是资产。这门锈蚀的大炮在1891年的时候再次开火，当时丘吉尔从一次由罗斯柴尔德资助的到马希侯诺尔兰德的探险中归来，但只是报告了这个地区的经济前景——这让纳蒂大为光火，就像我们将在下文中看的一样。更多的不是出于算计，而是出于对可悲的丘吉尔的同情，促使罗斯柴尔德更多地关注他雄心勃勃的儿子，他们对年轻的温斯顿1904年时以一名代表曼彻斯特的自由党议员的身份反对《外侨法案》时无疑觉得相当满意。

罗斯伯里的情况几乎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尽管关于罗斯柴尔德影响程度的类似问题再次冒头。这个在格莱德斯通的第三和第四个任期中出任外交部长并且在1894年接替他出任首相的人娶了一名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人，在政治上是否有什么重要的意义？正如像对待丘吉尔一样，当时有些人也是这样认为的。“这个结合不好，”自由党的机关报《正义》在格莱德斯通于1893年9月访问了特灵之后发表评论说，“当外交部长通过婚姻与同样阴险的金融企业紧密联系起来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格莱德斯通先生与罗斯柴尔德爵士推杯换盏。”

毫无疑问，几乎从他娶了汉娜的那一刻起，家族中更加政治化的成员就开始对罗斯伯里的政治生涯更加关注。在1878年9月——也就是婚礼后的第6个月——费迪南德向罗斯伯里披露了这种关切的程度：

纳蒂与往常一样跟我谈了很多关于你的事情，而且竭力向我灌输你的追求和政治抱负。他希望知道，当自由党再次执政，如果给你比较低级的职务，你是否会考虑接受。我只能向他表示我对此一无所知。艾尔弗雷德今天早上11点的时候来了，而且似乎对我的行动了如指掌他知道我们昨晚一起去看戏——废除宗教裁判所真的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我的这些亲戚怎么都是一些喜欢刺探别人隐私的人啊！

在丘吉尔的案例中，私人的金融联系确实是发生在他离职之后，而在罗斯伯里的案例中却是发生在之前。1878年11月，费迪南德建议罗斯伯里：“如果你手头有几千英镑的闲钱（9000～1万英镑），你可考虑把它们投资在新的埃及筹款债券上，我们的银行下周将会开始开放认购。”一封来自纳蒂的1880年的信进一步说明了罗斯伯里从他的妻兄那里得到的“有关投资的良好建议”。他带点调侃地写道：“我很高兴地说，我以前从来不知道要听听那些部长们要做什么。我只能告诉你，我今天为纽科特买了10万，而且我应该建议你去告诉梅先生（可能是罗斯伯里的经纪人，或者是罗斯柴尔德的一名工作人员）付款给你。”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四部　世界的银行家　第三章　政党政治（15）

这似乎可以解释为什么当格莱德斯通在1884年给罗斯伯里工厂专员的职务，以及在内阁里任掌玺官的位置时，他为什么在开始的时候会拒绝。他引用政府关于埃及金融问题所做出的那些紧急的决策，告诉格兰威尔：“你可以猜到我与这个问题之间那种特别脆弱的关系，尽管我不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成员，但是我与他们的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种联系既是亲情的，也是友情的，而且我觉得在这个时候进入内阁特别困难”然而，当戈登将军被暗杀后，罗斯伯里终于被说服接受了格莱德斯通的提议，他和罗斯柴尔德家族都没有做任何努力来切断他们之间的经济联系。在他加入政府后的两周之内，他至少在四个场合见到过家族的成员，包括与纳蒂的两次晚宴。在1885年8月，也就是格莱德斯通辞职使他再次暂时离开了这个职位后仅两个月，罗斯伯里分得了5万英镑由罗斯柴尔德家族伦敦银行发行的新的埃及筹款券。有意思的是，“根据罗斯伯里的愿望，埃及的收入付到汉娜的银行户头上”。

这种模式在罗斯伯里1886年当上外交部长的时候又重复了一次。这一次，纳蒂表达了公众的疑虑，他在1月份告诉勒景诺德·布雷特说罗斯伯里作为一个可能的自由党外交部长“根本没有疑问，不会因为他与罗斯柴尔德银行的关系而受到影响”。在1887年加奈斯贝里的一次晚宴上，他向爱德华·汉密尔顿发难——他曾经期望他吹捧一下罗斯伯里“没有为通过联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