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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这是经过现代主义改造的红卫兵理想，不完全是旧梦的重温。作为一个接受过深重教训的醒觉者，韩少功明白，完成可能就是破灭，但他不在乎结局如何，只在乎过程的美好，他也想睁大眼睛看这个在心头萦绕多年的美梦是如何破碎的，以此探测社会与人性的秘密。这是一道有趣的社会改造习题，也是生活经验的扩大再生产。由于他是一个作家，很容易被理解为文学素材匮乏之后的重新炮制。

20世纪80年代以来，韩少功经常往返于北京，与李陀、戴晴、苏炜、黄子平、陈建功等有些交往，但崇尚“知行合一”的他，不太习惯京城文学界里飘浮的沙龙气息，希望什么事说了就要去践行，把自己的关怀和抱负施展出来，不能光说不练，老在十几厘米的半径里打转，宁愿磨破嘴皮也不愿磨破脚皮。根据当时的形势，他估计中国市场化的方向是不可逆转的，起心要到这个陌生的领域里去探一下水的深浅。为此，他开始结交一些个体户的朋友，从他们那里学习经济之道和理财之术，做好下海游泳的准备。

来到海南，韩少功把工作关系落户在正在筹备中的海南省作家协会，便着手开始谋划起事情来。首先，他想到的是要创办一份名叫《真实中国》（后被管理部门定名为《海南纪实》）的杂志。根据他对市场的判断，杂志定位为纪实性和思想性相结合的新闻刊物，可能为更多的读者所接受。当然，杂志只是一个起点，接下来还有一系列的行动相继展开，包括出版社、函授大学、报纸、农场，等等，也已经在谋划之中。在申报《海南纪实》杂志社的同时，他们还申报了一家出版社，一家函授学院。只是出版社最终没有获得批准。书包　网　87book。com　想看书来

海南公社：白日的梦想（2）

这时候的海南岛，在优美的自然环境下生活条件还相当艰苦，从大陆鱼贯而入的“人才”很多，而机会十分有限。韩少功一家最初住在叫213号院的部队营房里，“旧营房没有天花板，亚热带的阳光和雨露从青瓦的缝隙里漏进来，一些老鼠在屋梁上跑，扫下成分不明的灰屑。……韩少功在这个没有天花板的集体营房里，接待过各地前来海口闯荡的文学爱好者。有时候，流水席从中午开到晚上，电饭煲的电线煮得发烫，买一桶花生油，两三天就吃得一滴不剩。最后，韩先生终于招架不住，只好在门口贴出一张启事，内容简单明了，一共三条：不谈生意，不言招聘，不管食宿”（蒋子丹：《〈韩少功印象〉及其延时的注解》，《当代作家评论》1994年第6期）。

《海南纪实》杂志的编辑部由张新奇、蒋子丹、林刚、徐乃建、叶之臻、王吉鸣、陈润江、罗凌翩、杨康敏和赵一凡等组成，一共二十多人，大多是原来文学上的朋友、同路人，成分单纯。以什么体制将这些人组织起来，最初是有过激烈争议的。有人主张实行市场社会最为普遍的老板制，由极少数核心人物为雇主，其他人为聘用的雇员。老板制在当时被看做是克服大锅饭的体制改革，实行这种体制，显然有利于韩少功所属的领导层，而不利于一般成员，但韩少功仍然坚决反对。他声称平生痛恨把人分为三六九等的做法，主张作一种制度上的尝试，建立一种人与人相对平等的劳动股份制。这种制度以劳动付出的质量和数量而不是以资本投入的多少为分配的依据。他参考了联合国人权宣言，欧洲人在开往美洲的“五月花”船上签订的《红五月公约》，瑞典的社会主义福利制度等，起草了一份既有共产主义理想色彩，又有资本主义管理规则，又带有行帮习气的大杂烩式的《海南纪实杂志社公约》，它的内容条例，是较有特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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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这个条例组织起来的集体，是一个新型的“公社”，是1825年欧文在三万英亩美国土地上的“新协和”公社的变体，是20世纪末中国平民在政治经济学领域的一次罗曼蒂克，是最后一次红卫兵行动。尽管这二十多个人可能是世界上最小的公社，也是最缺乏自然基础的公社：没有血缘纽带，地缘关系也不同源，而且，各人的秉性和志愿能力各有千秋，他们并不一定认为这种试验有多大的价值，只是被首创者的热忱感动了。由于韩当时有足够的影响力和行动力，他的意志不作多少折扣就成了公社的意志。公社的成员们在看到这份公约后兴奋不已，非常慎重地在上面签上了自己的姓名。

当时有意投资这家杂志的不乏有人，但他们拒绝一切货币资本。韩少功认为，刊物属于高技术产品，主要是劳动的投入，智力的投入，货币资本投入反会掩盖利润的真实来源。而且，拥有资本就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