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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自己的全部热情的,以至于后来很长时间里他都难于走出记忆的纠缠。特别是汨罗江上的那轮圣洁得可以杀人的月亮,始终徘徊在风轻云淡的天空。古罗子国的山水人情成为后来韩少功展开人物故事的背景,汨罗地方楚文化的遗风,包括人们对事物的泛灵理解,也成为他小说语言的重要来源,特别是在《爸爸爸》和《女女女》中,全套运用了这种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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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里的大民主(1)
1977年,韩少功接受了来自县文化馆的一个任务,撰写传记文学《任弼时》——因为这个县正是任弼时的故乡。为此,他有机会到北京、江西、四川、陕西等地,采访一些革命###和根据地。对王首道、王震、李维汉、胡乔木、萧三、罗章龙、刘英、帅孟奇、李贞将军等先辈的采访,使他对革命生活和革命时期的人性有了具体、丰富而不同于教科书的了解。爱情、性欲和人与人之间的恩怨等,都伴随着革命的历程,衍生出各种各样的变奏和花絮,使它显得复杂多义而又罗曼蒂克,超出后辈人的景仰和想象。
也正是在这一年,由于邓小平的复出,国家恢复停止了十一年之久的高考。他怀疑这次高考能否做到尊重知识和公平择优,并对参加考试表示不感兴趣。因为此前他曾经参加了1973年那次流产的高考,自信成绩不差,因为出现了一个“反潮流”的英雄张铁生,在考场交了白卷,便全都取消了。据说那次他们的试卷还未评分就化成了纸浆。这一年,他都在外头忙着革命老区资料的收集,直到考前不久才回到单位,发现青年朋友差不多都报名了,才有些动心,终于在朋友们的纷纷鼓动下,在报名截止的最后一刻下了决心。他填报的是武汉大学,按照成绩单完全可以录取,但是他的几位朋友卷面成绩不太理想。为了大家今后能继续在一起励志探索,韩少功把志愿改为湖南师范学院。踏进岳麓山下枫林如火的校园,他的名声就传开了,因为他的短篇小说《七月洪峰》刊登在权威的《人民文学》最近一期的杂志上。
七七级和七八级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上非常特殊的届别,他们是从1966年以来十几届初高中学生中经过考试遴选进入校园的,机会非常难得。七七级进入校园的大中专学生有二十多万人。“同学中除了少数高中应届考来的娃娃生,大多带着胡须和面皱,是来自农村、工厂以及军营的大哥大嫂或老伯老婶,人人都有人生血泪,个个都有江湖功夫。这种高龄化使得校园里多了一些沧桑感,对于文科教学来说则不一定是坏事。先读了生活这本大书,再来读教材这本小书。七七级眼中的字字句句也许就多了些沉重。”几个思想圈子的人物几乎都进了这所学校。这时的韩少功和他们一样,还是一个政治狂热分子,同莫应丰、张新奇、贺梦凡等人组织了“五四”文学社,一见北京出现“民主墙”,也在长沙市闹市区和湖南师范学院校内搞起了“民主墙”。他们把五一路的一面墙变成自由论坛,一夜之间贴满大字报,呼吁为“###”平反,批评湖南省领导在“检验真理标准”大讨论中的沉默,反对极“左”思潮和教条主义,闹得长沙城沸沸扬扬。湖南省委派人到处调查这些人是干什么的,学院领导觉得韩少功主持的中文系《新长征》壁报十分“出格”,有政工干部不断找他谈话,做思想工作。韩少功与老插友梁预立就在民主声潮中定了终身,他们的恋爱史像中国抗日战争一样持续了八年之久。
1979年5月,韩少功在硝烟弥漫的广西和云南前线采访还未回来,他的短篇小说《月兰》得到前辈诗人李季的支持,在他主持的《人民文学》上发表。《月兰》写的是一个当时十分普遍的贫困乡村里发生的事情,因为自家养的几只鸡下田觅食,被县里派来的工作队用农药毒死,主人公月兰承受不起随之而来的小孩交不起学费、老人无钱医治等窘迫,投水自尽,让身为工作队员的“我”良心无法安宁。小说发表后,立刻在苏联转载,被台湾电台广播。因为揭露农村政治生活的阴暗面,在国内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争议,有人认为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表现,是直接对抗当时正在召开的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这让老作家康濯十分为难。他当时任湖南省文联主席,为了保年轻的韩少功过关,他亲自为这篇小说加写了一个“光明的尾巴”,但严厉的质问和批评还是风生水起。全国性文学评奖就是从这一年开始。尽管《月兰》在读者推选过程中的得票率相当高,但最终被取消参评资格。不过,韩少功可以自蔚的是,他收到几百封农民来信,对他为民请命的小说表示感激和支持。其中有一个农民在信中说,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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