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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性格里软弱善良、逆来顺受的缺陷，使他一辈子都与教师为伍，始终没有勇气跳出教育这个口。

听老人们说，父亲有一个妹妹，我始终没有见过的姑姑，在她12岁那年，不幸过多贪吃李子，而很早就夭折了。

父亲耗费一生心血，用他微薄的工资，养育了我们姐弟5个，长大后听人说大姐是抱养的，至于父亲当年为什么要抱养这个孩子，对我来说是一个永远的谜团，大姐待我一直很好，我也不想过多追问老爸，以此而影响了姐弟的情分。

二姐和三姐遗传了我们的家风，学习向来都不错，在我的记忆里，尤其是三姐，学习成绩特别优秀，无奈生不逢时，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上大学必须走推荐这条路子，而作为知识分子的老父亲，一向不愿求人，二姐和三姐的前程也只有修地球的份了。

我是家里的长子，自然享受特殊待遇。记得1979年，国家政策允许干部可以顶替，父亲特别将指标留给了我，当时我正好考取了重点高中，父亲征求我的意见，是接他的班，还是去念书，我二话没说，爽快答应：“我，要上学！”

当年，弟弟年仅11岁，不够接班条件，那个指标只好作废。

后来，父亲用他一半的工资养家糊口，一半的工资供我读书。在我读大学期间，四年光景先后花费了他工资中的2000多元。

父亲喜欢看新闻联播。1987年11月，那时我刚参加工作不久，有次去省城出差的机会，买台电视机送给父亲一直是我的心愿，于是，寻见读大学结识的同村同乡，当时在太原无线电六厂上班的杜富新，在桥头街的三江大厦一楼，请他帮忙参谋购买了一台17吋黑白电视机，花费了我两个月的工资450元。

那时不时兴送货上门，双手搬运一个大箱子，乘火车倒汽车后步行，辗转行程上千里，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搬运电视机回家的一幕，至今回想起来还历历在目。

大学同学帮我搬上火车，尽管箱子不算很重，但置放车厢挺沾位置，不时招徕乘务员的特别关照。熬过一宿，抵达永济，下得火车，东张西望，我没有走出站口，而是穿越铁轨，从对面的方向搬运出去，累的出了一身臭汗。

费了好大劲，搭上长途车，到村口，弄回家。母亲正好去了姥姥家，父亲看到电视机，尽管嘴巴没说什么，但还是满心欢喜。

这台电视机一直陪伴父亲的新闻联播10年，直到1997年，随着黑白电视机的寿终正寝，那时的彩色电视机开始风行乡下，我从一位姓周的朋友家里，买了一台二手的18吋彩色电视机，花费了700元，再次送给父亲。

2005年清明节前，我和妻子返家，那时的光缆在村里已经盛行，父亲的二手电视机早已说拜拜。于是，我和妻子商量给父亲换上一台新的，返乡后的第二天上午，在镇上又给父亲买了一台21吋的长虹遥控电视机，这次花费了800元。

后来，我又托老家同学谢国祥，帮忙扯了几百米的光缆线，了却了老人家的一桩心愿，父亲的新闻联播又接上了。

父亲很少出门。

在我上学和工作期间，父亲总共来过四次。

在我读大二的时候，父亲来省城公干，在11号宿舍楼里找到了刚下课的我，我急忙让进47号宿舍，寒暄过后，言明来意，我生平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在我读大学的校园见到了父亲。

下午，我和他一起去位于黄陵的山西省教育学院，帮他取回了读函授时的大专毕业证书。事一办妥，没作停留，然后直奔火车站，连夜返回了老家。

父亲的性格我是知道的，强行挽留是毫无意义的。

1992年3月，儿子出生之前，父亲就曾扬言，如果生的是男孩，他和我妈一起来，如果生的是女孩，则由母亲大人代劳。“王家平添一子”的电文，第二天送到了父亲的手里，父亲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从老家来到我教书的学校，和我母亲一路风尘仆仆，看望他们还没见过面的孙子。

1992年4月，我生平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在我教书的校园见到了父亲。

1996年11月，我在省城乔迁新居，专程驱车返回老家，让老俩口看看我们这几年的“奋斗成果”，谁知父亲不习惯城里卫生间的坐便，总是跑到楼下沟底的公厕。

有次晚上去厕所终于出了问题，因楼门碰锁而无法回家，在楼下急得团团转，幸亏我及时搭救。在住了一星期之后，非要回老家不可。

家里人谁也劝不住，谁说也不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