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2部分(第2/4 页)

机会，我要把他们生活的碎片尽可能地组接起

来，以还原历史本身，也为了忘却的纪念。

当我打算和秦俑博物馆馆长，也是老一代考古队员中唯独还留在这里工作的袁

仲一先生交谈时，他正准备去西安开会。由此，我和袁先生的这次接触，匆匆十几

分钟就告结束，关于他的故事，大多则是靠他人提供。

一位自小在秦俑馆长大的服务员，偶尔谈到袁仲一先生时，她的眼里闪着兴奋

的光，又表现出几年前我初见她时的真诚与热情。她声音不大却极富感情地讲着：

“我小的时候，几乎每天都在俑坑边玩耍，因为小，只贪玩，没有更多地去注意考

古人员的生活，但有些事还是清楚地记着的。考古人员先是在坑边搭起帐篷，后来

天气冷了，帐篷没法住了，他们又跑到西杨村农民家中住。吃的是和农民一样的粗

茶淡饭，睡的是农民几代留下的黑土屋，生活的艰苦是现在无法想象的。那时袁先

生还算年轻，不是今天你见到的满头白发的样子，我不只一次地发现，他和其它队

员在发掘休息时，身子一倒，卧在坑边说些闲话，然后慢慢就睡着了，我和几个小

伙伴在他们身边窜来跑去，有时还大声吵闹，也很难把他们惊醒，看得出他们睡得

跟在自己家中一样香甜。兵马俑坑的发掘以及铜车马的发掘，袁先生是付出了极大

的热情和心血的。在铜车马刚发现时，四方百姓都来观看，一到星期天，西安的职

工也拖家带口地一群群地前来参观，这中间什么样的人都有，好人坏人准也分辨不

清。加上当时临潼县的百姓和领导部门与博物馆的意见不一致，就使铜车马的命运

难以预料。在这种情况下，袁先生和程学华先生两人在坑边搭个草棚，日夜看守，

硬是在寒冷的早春度过了一个多月，这罪也只有他们能受，直到现在我也没有全部

明白，他们那代人为什么对事业的赤诚几乎都超过了生命本身……”是的，两代人

的感情和心理当然很难勾通，但这两代人却又分明是凭着良心去做事、去评说的。

就在这期间，另一位退休的考古队员也跟我谈到了袁仲一先生，他说：

“1978 年春天，省文化局突然派来工作组，调查老袁的问题，说袁仲一是

“四人帮”的爪牙，并令我写揭发材料。我对工作组说：你们委屈老袁了，“四人

帮”也没来过发掘工地，老袁在这里默默无闻地搞发掘，怎么会成为“四人帮”的

爪牙？这“四人帮”的爪和牙再长也伸不到这个穷山沟里来。

我因写不出材料，也揭发不出什么问题，也受到了工作组的打击。你想我们整

年住在这山沟里，一猫劲地搞发掘，在那么艰难的情况下同甘共苦，一块馒头掰两

半，一碗水分十口，相敬相爱地生活、工作，还有什么问题值得揭发批判？人生也

真是难以捉摸，说不准什么时候灾难就降临到头上……”“事实上，经1978 年那

一折腾，袁仲一在考古队就多年没有抬起头来。

上边对他不但不信任还故意找茬整批，这个考古队长还怎么干？工作怎么开展？

这时的老袁急流勇退，闷下身子像一头黄牛一样只拉犁不说话，只搞发掘和研究不

过问其它的权利名誉之事。多少年后，他终于成了国际都知名的秦俑考古研究专家，

今年还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现在许多国外大学都邀请他去讲学，而他也已经去过

了好几个国家讲秦俑考古学了。那次打击对袁仲一来说也许是件好事，要不还很难

取得今天这样国际瞩目的考古研究成果。

但话又说回来，前些年老袁受的委屈和心中的痛苦，也只有他自己能体味出来

……事情总有水落石出的时候，好人终归是好人，袁仲一自1988 年当了秦俑博物

馆馆长并兼秦陵考古队队长，到现在我所听到的大多还是拥护与称赞的声音。人不

管在什么时候都要凭良心做事，靠真本事才能吃饭，单靠整治他人，玩弄权谋是不

会长久的……”从这几段零碎的谈话中，我似乎感到了隐藏在袁先生心中丰富的生

活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