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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电话的职员第一句话就是“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大事，洞事务所都把电话打到我们这里来了，我们马上就要去吃午饭了，有事情你快点说”。但是没容我多言几句（事实上正题还没有阐述），那边只说了一句“指南里都有”便将电话挂断了。我一阵呆愣，感觉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我真想对他说“难道你的工资比我高吗？看你的样子，一无所有”。这究竟是什么态度啊，即便是我问错了，也不至于如此过分吧！

还有一位公务员提出：“有许多地方公务员就‘行政自治部的两副面孔’这一问题产生了共鸣，从而引发无数人的访问并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这足以说明韩国行政部门的前途还是充满光明的。”

我也从一位曾经在内务部上班、后经过自治团体锻炼再到行政自治部复职的一名公务员口中听过此类事情。他对我说道：“在地方自治团体工作期间，最紧张的事情，就是接内务部的电话。在和内务部通过电话后，一整天的心情都会变得非常郁闷。”

这是对行政自治部的严厉指责，指责者并非普通国民，而是公务员。这一点更令我的内心感到痛苦。韩国的行政部门确实已经到了必需进行改革的地步，行政文化和公务员的行为以及态度都要得到彻底改变。另外，我认为组织内部的自我批评，正是这次漫长争论结下的果实，这再次坚定了我对行政部门进行改革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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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僚调教部长（1）

部长是孤立存在的个体，茶山丁若镛先生　亦曾在其着作《牧民心书》的“吏典六条”中点破“牧孑然孤立，一榻之外，皆欺我者也。”这一点对于我这种政治家出身、担任部长一职的人而言犹为如此。有些时候，我甚至觉得自副部长以下的所有公务员联合起来在威逼部长。否则，怎么可能会出现“部长过客论”呢。

首次领教公务员社会的威力是在政府宣布组阁的那一天。我在十五届大选前后组成的总统任职交接委员会中，担任政务分科委员会干事一职。报纸上经常报道我有可能成为下届部长的候选人。最初的猜测是我将到靑瓦台担任政务首席，随后又猜测将担任行政自治部部长或海洋水产部部长。

发布组阁消息的那天早上，一位国民会议高层负责人通过车载电话，事先将我进入内阁的消息透漏给我。然而，我却一直没有收到任何形式的通知。不久，海洋水产部的一名干部首先给我打来电话。他祝贺我“到海洋水产部担任部长职务”，随后又要求到我汝矣岛的个人办公室做业务报告。不过，因为我还没有接到青瓦台的任何通知，也没有发布正式任命，所以极力劝阻他不要过来。

不久后，我接到了青瓦台任命我为行政自治部部长的电话通知。在不到十分钟的时间内，行政自治部的几名干部就来到我的个人办公室。更让人感到吃惊的是他们竟然还带来了部长的就职演说稿以及印有“行政自治部部长金正吉”的名片。

并且，他们还开来了我下午去青瓦台参加任命仪式时要乘坐的、粘贴青瓦台出入证的部长专用车。另外，他们还带来据说是需要紧急批阅的文件让我批阅。但是，由于我只接到入阁通知，尚未获得部长任命状，所以就拒绝了这一要求。

总而言之，行政部门职员的反应能力的确惊人。我认为换做任何非公务员，都可能无法达到这种办事效率。我并未使用他们为我准备的就职演讲稿，只是简单讲述了自己平时的几点想法作为我的就职演说。事后方知，这几位行政自治部干部在来到我的办公室之前，正在前往入选呼声较高的另一位行政自治部部长候选人家，由于中途得知被正式认命为部长的是本人，方又匆忙转抵我的办公室。数日后，我在秘书办公室中偶然发现了几张印有那位候选人姓名的信封。可以断定这是在销毁过程中出现纰漏才被遗留下来的。

当然，这种尊敬上司的态度是值得肯定的。问题在于他们对普通国民的态度是否如此？可否对普通国民所提出的问题同样做出迅速反应呢？每当想及此处，总觉得心里不是个滋味。要知道，他们事先为部长候选人准备的名片和信封，均是利用国民交纳的税款造出来的。如此说来，这种迅疾反应是否意味着是对国民心血的浪费呢。

官僚集团是反应力和观察力高度发达的组织。呈报文件时，公务员首先会观察部长当天的心情如何，倘若其认定部长心情不佳，就会将需要报批的文件延后一、两天再呈报。反之如果秘书室内的气氛融洽，则说明部长心情舒畅，这样更容易获得批准。

我所经历的代表性事例，是电子身份卡的采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