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迹般地腾空而起，拉响了身上的手榴弹，与十几个越南士兵同归于尽的惨烈情景。当时发生的一切惊呆了他和所有卧倒在他后面的战友，最让他们无法忘记的是，就在秦保国的手榴弹已被拉开但还未爆炸的短暂几秒钟里，好几个人都亲眼目睹了秦保国那因为激动和狂喜而变得神采飞扬的脸，并吃惊地在上面看到了一个让人难以相信的事实：这个农村来的新兵面带微笑，似乎是在做一件令他迷恋和期盼了一生的事。

仿佛对第二天发生的事情有着预感一般，秦保国牺牲前的那天下午，第一次和杨迈说了很多话，如同他离开狼狗“天将”前做的一样。杨迈从头到尾只是静静地听着，没插一句话。他被秦保国从小在那个普通的小村子里经历的极度孤独、贫穷和他内心的全部渴望和绝望震得手脚发麻，他无法相信自己与这个农村兵的内心竟有着如此似曾相识的感觉。最后，秦保国恳求杨迈一定要收养他的“天将”——如果他能活到战争结束的话。杨迈还是没说一句话，只是用力握了一下他的手。。

趴在沼泽地里回忆秦保国的这个北京学生兵，是为了逃避当时的文化革命带给他的绝望而在四年前参军的。他的父母在文革初期一起自杀时他只有九岁。他靠着读安徒生的童话度过了独自生活的无数个日日夜夜。后来，陪着他的变成了托尔斯泰的小说，可是它们无法帮助他愈合歧视给他带来的创口。他迫切需要一种外在的肯定来抵制内心的无助，想通过参军来体现被他怀疑的自身的生存价值，并通过爱国主义和自我牺牲来证明生命可能有的另一种意义。

可是秦保国的牺牲彻底改变了他。

杨迈后来在日记里写下了这样的话：秦保国在拉开手榴弹的一刹那，他脸上的表情是我一生中从未见过、并希望此生再也不会见到的。那张放着光的脸上有着世界上最卑微、最孤寂的灵魂最终得到解脱后才有的狂喜，也有着一个默默修行一生的僧人终于见到了极乐世界的圣洁之光后的真正心满意足。那脸上写着世间所有悲剧的完整内涵。

在另一篇日记里他写道：“当秦保国为了最后的解脱和尊严迫不及待地冲向战场时，他的生命并不仅仅是被战争、贫穷和命运所毁灭，更是被比它们更可怕、藏在他的每一个同类灵魂之中的冷漠。那冷漠就藏在那个小村子里，藏在所有有人的地方。”

杨迈在目睹了身边更多战友的生命消失之后，侥幸在战争结束时活了下来。复员以后，他不允许自己再去碰触与那段经历有关的任何回忆，特别是关于秦保国。

进入八十年代后，中国的政治局势继续发生巨变，杨迈和很多人一样，也有了上大学的机会。毕业后，他拿到奖学金去美国读研究生，选择了一个极少有人感兴趣的专业——园艺。毕业回国之前，他转遍了美国，然后回到中国。他在云南开了一个园艺种子公司，准备将余生致力于培育新品种的植物和花卉。他痴迷鸟叫、虫鸣和流水声，不可抑制地厌恶一切人造的声音。

很多年之后，他的儿子，一个出生在经济改革之后的年轻人问他什么是对个人和社会都有利的工作。头发已经灰白的前退伍军人毫不犹豫地说，“作一个园丁”。

秦保国牺牲之后　，国家发给他的家属一笔可观的烈士抚恤金。天水坞村的村长代表村委会把它送到了春桃所在的县精神病院。村长回来之后对大家说，春桃对关于她儿子的事情根本没有任何反应，依旧整天地向所有人微笑，不停地重复着那一套温柔的老话。一个七十多岁的老汉听完后村长的话，慢悠悠地说了一句，“能像她那样活着，谁能说不是一种福气？”

天水坞村因为出了秦保国而远近闻名。村长被一次又一次地请到天水坞所属的公社、公社所属的县和周围的村子和学校去做报告。不过他在所有的报告里都提到秦保国从小就是个被人喜欢的好孩子，但是怎么好，他没有具体说过。天水坞人不论走到哪儿，都会有人问起秦保国，似乎他是天水坞唯一值得说道的人和事。那时，再也没有人叫他“煤球”了，所有的人都一律叫他的大名秦保国。人们终于习惯了说“秦保国”这个名字，在提到这个名字时口气里总带着夸张的自豪，仿佛在说他们自己家的孩子。

后来，随着岁月的消逝和社会的变迁，秦保国这个名字不知何时开始被天水坞人淡忘了。那个半边已经坍塌的小泥坯房，也早就被时间和风霜蹂躏得像一只掉了底的鞋，遗弃在全村最荒芜的角落。有一阵子，村里传说那一带闹鬼，因为有人信誓旦旦地说在黄昏时亲眼看见“煤球”抱着狼狗“天将”坐在炕上看窗外。这造成后来走那条路的人越来越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