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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虽然难以想象他是如何办成这件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可是当他想问起这件事时，朋友却向无边的麦地望去，只轻淡地说，他应该感谢自己的运气好就行了。

听了这话，齐天卓什么也没说。一脚迈出这个本要被关上十五年的监狱，他心里只有刻骨铭心的感动。一个人一生中“文章遇知己”和“沦落遇恩人”这三生有幸的两大幸事都让他遇到了。

直到十多年以后，齐天卓在当上了某市市长时，才从当时的乔县监狱早已退休的负责人那里了解到，当年李东光是靠卖掉了自己所有值钱的东西，包括手表，自行车，然后给当时的监狱长，一个小学没毕业且嗜酒如命的人送了三瓶茅台之后，后者才想办法托人改判了齐天卓的案子。而李东光是如何了解到这个监狱长的嗜酒习性，他就不得而知了。

齐天卓出狱后再没有回他原来的报社。李东光向乔县中学校长推荐齐天卓教高中语文，顶替一个一年前去外地搞串联后已经不打算回来的女老师。该校长基于对李东光的信任和对齐天卓当过报社副总编这一背景的赏识，便同意了。那年，李东光二十八岁，齐天卓三十一岁。

当时的乔县中学也成立了红卫兵组织，不过还没有停课。不少学生开始不来上课，去参加写大字报和上街宣传毛泽东思想。齐天卓和李东光每天上课，去食堂吃饭，都住在学校的集体宿舍里。他们都不想卷入学校的政治活动，有空就一起看书，散步，争论着他们那个年龄的男性头脑里必然存在的无穷多的问题，包括社会的、哲学的和文学艺术的。后来，乔县中学和全国学校一样，也全面停课了。李东光和齐天卓借口说他们要去外地串联，一起离开了学校。

他们躲到了五十里外天水坞村的李东光家。李东光守寡多年的老母亲很喜欢儿子的这个朋友。就像所有的农村妇女都喜欢看见读书人一样，每次他们一回来，她就会咧着掉了几颗牙的嘴开心地笑，并不停地用衣袖擦着泛红的眼睛。

虽然那场政治运动也遍及了农村，但政治对于农民毕竟不如种地吃饭那样重要，他们的日子比起县中学的日子要平静很多。傍晚，他们喜欢去村西边的杨树林里散步，争论问题，追野兔，尝野果，学鸟儿叫，或认真地欣赏每一棵树的不同。

杨树林的尽头有一个高五、六米高、长几十米、宽一米的土坝，面对着大片农田，上面长满了野草和藤蔓。李东光的老母亲说，那坝原是早年间为防洪水修的堤坝，后来多年没有发水就废弃了，土被人挖走，就只剩下了那一段。在那段时间里，他们着迷般地每天都去土坝上欣赏惊心动魄的日落，看其不重样的美和融化一切的壮美。站在土坝上往下看，世界似乎瞬间缩小；躺在上面的草丛里向上看，又有身在挪亚方舟上的感觉。他们喜欢在日落后静静地躺在草丛里，不说话，听昆虫庸懒单调的叫声，吸着混杂着草叶和野花的空气，感觉着世界在自然中的瞬间存在。那种时刻总让他们感觉置身于地球上的一方净土，尽情享受着乡村清贫物质生活中精神和感情上的富足。

如遇到雨天，他们就待在家里看书或写毛笔字，讨论书法可能对人的思维和审美产生的影响。他们也会帮助李东光的母亲剥玉米皮、劈柴、推磨或喂猪。

一个初夏的傍晚，在杨树林尽头的那个土坝上，发生了一个影响了他们一生的瞬间。那一天，他们在林子里谈论正在进行的文化革命还会持续多久，二十年后的中国会是什么样，他们将会做什么等等。他们为个人在面对社会动荡时的无能为力和微不足道感到沮丧，同时又强烈地感到他们的胸怀和头脑分明能理解和装下整个宇宙。即使在当时那个恐怖而混乱的年代，躲在天水坞村杨树林里的这两个年轻人也爱着这个世界，他们只是苦于无法找到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和能证实自己存在价值的途径。苦闷和迷茫让他们伤感起来。

齐天卓背靠着一棵长着结节的大树站着，长时间望天无语。忽然，他眼泪涔涔而下。他对坐在一边树墩上的朋友说，他此刻全懂了古人在诗词中所抒发的幽哀情怀，感到与他们的呼吸和情感的起伏是脉脉相通的。他为自己和朋友作为两个才智充沛的人，却是天下大事不可为而伤怀。李东光完全明白朋友的心，他什么也没说，只是抬头望着从上面树叶间露出的天空，竭力让自己的眼泪不要流出来。

他们再一次登上土坝时，夕阳烧得正红。下面大片葱郁的麦苗壮观地延伸到视线的极限，金属般的霞光把它们变成一片了金色而恬静的火海。田间散落着几棵桃树已率先开出粉白色的花朵，此刻也全被涂染成了金红色。空气中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