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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她明白自己今生已与幸福无缘，不必再幻想什么，也不必再欺骗自己了。她必须学会习惯这种活法，即使仅仅是为了活着。

兰妮三十五岁那年，也就是她结婚的第八年，那场轰轰烈烈的文化革命很快就从城市传到了农村，从龙湾公社传到了天水坞。天水坞人的生活重心立刻就发生了一个大转移。他们经常被召集到村委会去开群众大会，听广播中传达的各级指示，每个村民都被要求积极参加到这场“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的革命运动中去。

不久，村民们亲眼看见死去多年的本村地主李大元的儿子李重，那个离家多年的文化人被城里的红卫兵押送回来了。那几个红卫兵在村委会召开了群众批斗大会，向村民们宣布，文化大革命就是一场彻底打倒一切旧的风俗习惯和旧思想，建立崭新的无产阶级革命新次序和新思想的革命运动。听了这些学生说出来的深奥道理，兰妮和村民们都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震动，一种世界马上就要被掀翻的感觉，其中除了忐忑还掺杂着只有过年过节时才能体验到的兴奋和期待。

在大大小小的村民批斗会之后，李重这个据说在城里的大学教过书的文化人，竟然被村委会强迫每天和村民们一起去地里干起农活儿来。看着他跟着村民往地里推粪车时吃力和痛苦的模样，兰妮感到这个让她度日如年的世界真的忽然翻转过来了。

木匠长河再也不能到外面去做木匠活儿了，因为那已经被公社定性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行为。现在他除了给村里各个生产队做点木匠活儿之外，也不得不每天和大家一起下地干活去了。

无意之间，兰妮发现自己的日子开始变得好过了。她不懂政治，文化革命的目的和必要性似乎也与她无关，但是这场让人措手不及、令人既兴奋又心惊肉跳的运动的到来，竟很快淹没了多年来折磨她的自责、苦闷和彻骨的孤独，使她时刻紧绷的神经开始松弛起来。大家都发现，这个沉默寡言的木匠媳妇忽然变了一个人。她积极参加村里的一切政治活动，并成为村里的第一批造反派和红卫兵。

对这个急于寻求新生机会的女人来说，造谁的反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她太需要一个可以供她合理地憎恨或反对什么的大舞台了。这场运动终于拯救了她，让她得到了做一个与其它人不但平等，甚至更优越的人的权利。

在村里召开的批斗大会上，村长和公社派来的人多次带领大家批判李重，因为他是天水坞唯一的剥削阶级的代表，尽管他的父亲早已不在人世，而他本人从十八岁离家后也一直没有回过家。兰妮除了知道李重是地主儿子这个事实，并不知道这个陌生人到底都做过什么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坏事。但是在每一次批斗会上，她都是第一个冲到台上控诉地主阶级罪行的人。地主阶级的后代就是她的敌人，是她可以合法发泄愤怒的对象，不论她那愤怒的源头到底来自何方。她面对面地站在个子不高的李重跟前，指着他骂得那么痛快，甚至声泪俱下。这景象总让批斗会现场的村民产生了一种错觉，仿佛李重这个地主阶级的代表真的曾经迫害过这个有着深仇大恨的女人。

兰妮，这个在天水坞沉默了多年的女人终于开口说话了，声音响亮而且滔滔不绝。这个被生活挤压得几乎窒息的女人，重新找回了自己失去多年的价值，复活了体内所有被压抑得早已被忘却的感情能量。在地里干活儿的时候，她带头领着村民们唱革命歌曲，而大家是不敢不跟着她唱的。她帮助村干部在村里张贴政治标语，大字报，布置批判会会场，写批判文章，开会时总是带头振臂高喊口号。她体内似乎不断地被注入了高涨的活力，眼睛里闪动着明亮的光，脸上因为兴奋而有了美丽的微笑。长期包裹在她外面的那层由自卑和自责形成的硬壳，此时都被合理地撕破并扔掉了。她把自己从未有过的激｜情全部献给了这场解放了她的政治运动，包括对领袖的热爱和对阶级敌人的恨。终于，她的突出表现受到了龙湾公社的多次点名表扬，她也被公社任命为天水坞村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听到自己的名字在公社和村里的广播中被反复播送，她感觉那么陶醉，一下子就找回了当姑娘时那种久违的幸福感。

兰妮除了下地劳动，其它时间都在村委会开会，搞运动。长河则包揽了所有的家务，包括做饭、洗衣和喂猪。

那年，公社的巡回电影放映队开始在各个村里放电影。天水坞的大多数村民从来都没看过电影，因此第一次放映时全村男女老少倾巢出动，都去场院看了。后来放映队每次来，大家也都是早早地跑去占位子。当时放映的大多是革命战争题材的电影，有中国的，也有外国的，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