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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领导下，军事上继承了红军的优良传统，对地方上追来的抗捐军采取信任的态度，对他们待之如宾，给枪，派干部，进行帮助。有一次我带了一部分鄂豫皖苏区的老战士，只有七十多支枪和上千抗捐军，他们带枪八百多支。一天一个干部向我汇报说，明天怕要出事，许多人打算回家过年，不让回就会出问题。我听了后就采取信任的态度，召集他们的领导人开会商量。我给他们讲：你们要回家过年可以，也可以分批回，什么时候回，什么时候来，你们自己决定。我给他们拿出仅有的白洋和大烟土，让他们做盘费。这一下大家很感动，都说老主任（对郑位三同志的称呼……编者）对他们太好了，非常感动，说军队还要用钱，只要了一部分。这样一来，回家的人马上减少，大多数后来归队。如果不是一贯采取对他们信任的态度，就会出事，况且这次我们人少枪少，会有危险。正由于如此，我们发动起来的抗捐军，除山阳的袁开科杀了我们的干部带枪投敌外，多数都表现的很好。红七十四师在陕南政策上有了很大的转变，重视了统战工作，很少杀人，对土豪除罪大恶极者外，一般都不杀，有的采取罚款的方法，打击面较小。（郑位三社会经验丰富，被张国焘视为右倾，但他在鄂豫皖部队威信高，主要就是务实，善于团结人。）我们在陕南期间，交通工具都是原始的，除我们派出部队侦察外，就是紧密地依靠了群众，给我们送情报。我们很重视搞邮差，从他那里发现些东西，从敌人的报纸和来往信件中知道不少东西。邮差也知道我们要什么，主动给送过来。我们报以高价。我们能在陕南活动两年多时间，在敌人的〃围剿〃下能存在和壮大，除本身的政策正确外，就是陕南的群众条件很好。那里的群众非常好发动。有这样一个故事就足以说明陕南的群众很好。有一次我带了二百多支枪，经过青油河（商南境内），商南敌县长带枪八百多支，我们来了一个突然袭击，就把敌人赶跑了。我到敌县长的住处搞敌人的文件（这是我经常注意的事），找到敌县长的箱子，拨出了一张土豪告农民的状子，告的全是贫苦农民。我就到那个村子里开了个会，把状子念了一遍，就发动起群众成立一个游击队。（善于制造扩大阶级矛盾）红二十五军在陕南，和陕南地方党有过联系，第一次是汪锋同志去。我们收到的中央十二月会议的文件和〃八一〃宣言，就是陕南地下党搞来的。二十五军在陕南也有一些教训，那时对地下党的除有中央介绍者外，对地下党的帮助差一些，有时只是谈一下，应付一下。有两件事是搞错了，一件是张汉民被杀掉，这是个错误。当时我没在军队，后来听到这个事件的发生经过。张汉民的警备旅和我们接近时，张是共产党员，部队里也有很多党员，我们对他不太信任，有怀疑，这是处于警惕，这是对的。因此我们就给他出难题，如向他要机（枪）另件、文件、情报、作战地图，并要求保持一定的距离。但要东西是次要的，这样就更加怀疑，再加上我们指挥他的军事行动没做到，逼我们紧了一些，这样我们就在九间房下决心打，因为他采取了使我们为难的态度。张汉民还是徐海东捉住的。战斗结束，张碰见了徐海东，说：你是徐侮东同志？我是张汉民。这样被捉住的。后汪锋同志一再解释，我们对他也怀疑。后来一直把他带到陕北，才搞清楚。另一次是西安救国会派到何振亚部的一个同志，被宋登贤误杀。这是一次误会。这两件事是搞错了。

（根据记录整理，未经本人审阅）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五日上午，战史编委会韩先楚、陈先瑞、李金德、刘健挺四同志到位三同志处汇报了有关红二十五军战史送审稿的审修工作情况，位三同志作了如下谈话。

你们审修会议的准备工作做得很好。〃具体审修〃这个提法很好。你们虽然写一个不大的部队，只两三年的历史，但比写其他部队的历史确是个难事。这两三年历史，我们把它描写为两个〃独〃字。一个是独特的斗争情况，一个是独立的领导，只和中央通了几次秘密信。这两个〃独〃字产生不少困难。主力长征以后，留一个小主力坚持，这小主力又单独长征。三年独特的环境，独特的任务。我这些年常和别的红军同志谈话，他们马上就感到第一个独特。因为独特，不好和别的红军比。两个〃独〃给我们写史带来困难。第二，我又概括为两个〃少〃字，也是难处。一是当时的领导人活的少，假如焕先、宝珊当中有一个活着，问题就容易多了，不要说话到今天，只要和党中央见面后再死，也就容易得多。海东同志是最重要的主角，但他文化低，又病，这造成莫大的困难。再一个是存在的文件少。就写历史说，红二十五军的文件少得可怜。从中央档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