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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怪，以为孩子们累了休息一天，也是人之常情。第二天早晨上工，老户长见孩子们又都没来，便觉得不对头。急忙赶来，叫开门，见都躺在炕上不起来，便上前挨个叫。大家好容易支撑起来，把老户长吓了一跳。只见他们每个人的脸都肿得变了样，老户长问道：“你们干什么去了？怎么变样了？”

有一个同学吃得少，中毒较轻，便把头一天的事说了。老户长一听，马上到外屋察看野菜，一看就喊起来了：“你们这些孩子，什么都不懂，这哪是野菜！这种山菜有毒，你们都中毒了！”

说着，便往门外走去。

多亏老户长发现得早，他找来赤脚医生，又用当地的一些土办法给大家解了毒，没有几天同学们都复原了。

古家村虽然穷，但山里人心地善良、朴实。知青们得到他们很多照顾，那些往事都一一记在刘永好的心田里。他很早就暗下决心，等自己有能力的时候，一定要让这些朴实、善良的山里人过上富裕日子。这个理想在他心里埋藏了多年，直到许多年后，当改革的春风吹遍中国大地，刘永好顺应潮流下海创业，他选定的创业地点就是当年他插队落户、养育了他的古家村。因为，他熟悉这里的农民，他了解这里的农民。

2002年1月26日，刘永好被广州中山大学岭南学院聘为管理教育顾问。

2002年1月26日，刘永好被广州中山大学岭南学院聘为管理教育顾问。他在同该校几百名MBA座谈时，谈到了这段经历，他感慨地说：“我当了4年零9个月的知青，我觉得非常荣幸，因为这段经历锻炼了我的意志，锻炼了我的心态，锻炼了我的身体。在农村能够学到很多东西，使我了解了中国的农民，了解了中国的市场，懂得了艰苦创业，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课，是一定要上的。”

二、创业：艰难的起步（1）

刘永好从1982年下海经商，亲身经历了国家对民营企业政策的变化，也饱受了许多创业的辛酸和磨炼。对于刘永好来说，吃苦受累的事他并不害怕，人们因为不理解给他白眼看他也无所谓。他最害怕的就是因为政策的变化使他辛苦创办起来的企业流产。因此，他说，在他的从商经历中，最要感谢的一个人，就是当时的新津县委书记钟光林，当时，是他批准了他们四兄弟搞科技下乡，带领农民致富，也是他在当时有人对民营企业的政策提出异议的时候，给刘永好吃下了定心丸。如果没有钟光林的支持，也就没有刘永好的今天。

1。“第一台国产音响”流产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物质产品极度匮乏，生产力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的差距相差很大。恢复生产，恢复建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成为迫在眉睫的事情。

但是，在1978年的时候，要搞经济建设谈何容易？一方面“要钱没钱”；另一方面，1000多万的已经回城和即将回城的知青，加上城市里原有的待业青年，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就业压力。

在解决经济发展所需资金方面，当时的国策是先引进国外资金“借鸡生蛋”。很快，可口可乐、松下、通用等国际知名企业来了，最早一批合资企业诞生了，作为当时利用外资的最大项目上海宝钢破土动工了。

“钱要用起来，人要用起来”，这是*1979年1月17日会见胡厥文、胡子昂、荣毅仁、周叔彛�⒐鸥��5位工商业界知名人士说的话，这句话一传开，全国工商界为之震动。就在1979年1月17日*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一些上海的老工商业者以民间集资方式创办了“上海市工商办爱国建设公司”，后来被认为是中国第一家民营企业。紧接着，温州一个叫章华妹的小贩领到了据说是全国第一张个体工商户执照，北京的刘桂仙在一个小胡同里开办了首都第一家个体餐馆。还有一个曾经在北京大栅栏街道办事处担任供销组长的叫尹盛喜的北京人，靠几千元贷款，带领一帮返城知青成立了“大碗茶青年茶社”，在繁华的前门大街上做起了买卖，若干年后，他将“大碗茶社”办成“老舍茶馆”，并在老字号林立的前门楼前站稳了脚跟。1981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一定范围内的劳动者个体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必要补充。”又过了几个月，在*中央、国务院下发的一份文件中，第一次提出对个体经济要“引导、鼓励、促进、扶持”的8字方针。

闸门打开了。蕴藏于民间的财富创造力和创业活力“哗”的一下喷涌而出。可以说，允许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的决策，为改革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