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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妈说，老爸年轻的时候，最没人情了。他出国采访将近一个月，迸家门，不把我抱起来亲亲，却喊：“儿子！过来！考考你老子交代的字，背熟了没有？”

大概就在这种所谓的强势教育下，我很小就会背几十首唐诗，会认好几百字，报纸上还登过我的新闻呢！不过，老爸一点也不得意，他说：“小时候背的不算数，小时了了，大未必佳！”

果然，老爸出国没多久，我的唐诗全还他了。倒是认的国字，到现在都管用。

从象形文字开始

老爸教国字，有他一套。

大概因为他学画，所以总用图画的方式教。譬如：画一棵大树，除了中间的主干，上面左右伸出两根枝子，下面长出两条根，是“木”字。

画一条横线，上面加一小竖、一小横，是“上”。下面加一小竖、一小点，是“下”。上下和在一起是“卡”。

又画一横线，上面加个太阳，是“旦”。

太阳上、下加草，太阳落在草里，是“莫”。

“莫”就是“暮”，后来的人糊涂，草下面又加一个日，成了现在的“暮”字。

同样的方法——他画一只手，伸在“木”上，是“采”。

文字应该愈来愈简化，除非为了精确，何必愈变愈麻烦？

或许正因此，在台湾早期，充满文化禁忌的时候，他已经开始教我认简字。

才出国，他就教我读中国大陆的“拼音系统”。

奶奶为了这个跟他吵，说他不爱国。

他坚持说：十亿人用的工具，你不能不会用。

老爸对了！

我们哈佛的图书馆，全用拼音系统。上中文课，作用拼音辅助。写历史论文，中国的人名、地名，全根据拼音系统翻译。读的大陆书籍，全用简体字写成。

中文科主任说：“繁体、简体都得会，否则中文再好，也只是半懂！”

中文是奶奶的

虽然，我现在对自己读写中文的能力，十分自豪，但是，提到学中文的往事，真是噩梦一场。

我恨死中文！恨死老爸和老妈。

刚到美国的时候，英文都忙不完，老爸却每隔天要我缴一篇中文作文。

我得默写《桃花源记》和《岳阳楼记》，这些老爸摇头摆脑、爱得要死的古文。

我得每个星期六，去法拉盛区的“至善中文学校”，上中文。

当窗了外面，邻居小孩跑来跑去的时候，我居然得一笔一画地写这种麻烦透顶的东西。

很多从中国移民来的同学，都说中国字最笨，从右写到左，一边写，手一边会碰到刚写完的字，弄得脏兮兮！而且你不能边写边看前面的东西，因为手正好遮在中间。

“最先发明从右向左写的人，一定是左撇于！”我想。

古人悬腕，没这顾忌！“老爸说。

不管怎么样，我那些老中同学，多半都不再写中文。英文多方便！？一个角度，一条线连下去，不知比中文字省多少力气！

最重要的，是我们平常听的、想的、看的，全是英文。即使在中文学校，下课之后，也用英语交谈。

英语，是我们的话，中文，是老爸、老妈和奶奶的！

谢老师出招老爸很毒，他看清了这一点，说“一人教之，十人咻之”。效果太差。

他居然不再让我上中文学校，把我送到了谢老师家。跟我一起倒媚的，还有老爸的国画学生郭育蕾和黄嘉宁。

谢济群老师，是老妈在中山女高的同事，当年在台湾就是名牌的国文老师。她人不高，戴着眼镜，说话总是慢慢的，好象从来不会生气的样子。

但是，她的课并不好混。她自己很努力，拼命为学生收集资料，使我们不用功都不成。

好老师就是这样，使你觉得念不好，是对不起她。

谢老师教得很广，从五四运动到老子、庄子。

从苏东坡的《定风坡》，到郑愁予的《七月》。

从世界日报的中文剪报，到纽约时报的专题。

甚至蔡志忠的漫画书，也成了教材。

她会要我们先把英文报上的文章翻成中文，再看中文报上的转载。比比看，谁翻得好。

她也跟我们谈历史、谈中国、谈中国人。

她跟我老爸、老妈很像。骂中国，又至死自认是中国人。在美国十几年，他们从来没有被西方淹没，甚至还有点中国文化的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