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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房子，什么都没有。几个工人正在钻东西，吵得很。老爸拿着设计图，四处指指点点。

据说新房的每一个柜子、每一盏灯，都是老爸亲自设计的。墙上有专用来挂画的槽沟、天花板有专为照画的“投光灯。”

书房特大，几乎占了房子的一半，整面墙的书柜里预设了音响。卧室只有两间，而且都小，老爸说：“工作的地方要大些，睡觉的地方要小点，才能勤于工作，少睡懒觉。”

看完新房，我没什么感动，唯一至今还记得的是——妈妈按一个钮，就轰隆一声，好多水在跑，一下子全不见了。多好啊！

这是我一生当中，第一次见到抽水马桶。

如果你站在这个山头，羡慕另一个山头更美，第一件事，就是走下这个山头飞上枝头的丑小鸭

在我最早的记忆中，总出现一个黑黑暗暗的房子，房子里高高低低，有地板也有榻榻米，榻榻米上曾经堆过老爸的画，隔一阵子拿起来，书下面的榻榻米全烂了，成百成千的小虫在扭来扭去。

黑暗屋子一角是个老冰箱，顶上有个发光的小盒子，一家人吃饭时，仰着头、盯着小盒子看。

看电视里，爸爸正在主持当时最红的益智节目——“分秒必争”。

分秒必争，一个礼拜播出六天，有一阵子甚至连播七大。老爸不但赚主持费，还负责为节目写脚本、出题目。

脚本后来结集，成为当时最畅销的励志书《萤窗小语》。

这许多收入，加上老爸教国画、开画展，卖个满堂彩，使我们能从门口没水沟的违建户，一个子搬进当时在台北非常著名的十二层大楼。

十五年前，据说那时候坐计程车，只要说出我们家大楼的名字，车子就能开到。

楼下有自动玻璃门。柜台后，坐着穿制服的管理员，每个进出的访客，都得被询问、登记。

但是他们对我好亲切，有一阵子，我不喜欢被称为“刘小弟”，他们就都叫我“刘先生”。

我是丑小鸭，飞上枝头，成了凤凰。

可是，我的老爸，居然放弃了他带我飞上枝头的翅膀——“分秒必争”节目，进入只有十分之一收入的“中视新闻部”。

大家都说他傻，说他以后一定会后悔。

只是，他这么决定，奶奶和老妈，就毫不犹豫地点头。她们都是传统的女性，“夫死从子”、“出嫁从夫”。老爸的决定，永远是对。

直到有一天。

老爸居然又要放下中视记者的工作，只身到美国去。

奶奶和老妈的脸上，泛出了愁容。“

老爸当时已经是著名的电视记者，每天晚上播七点半新闻，还被派到欧洲，制作艺术的特别节目。观众喜欢他，选他为“最受欢迎电视记者”。公司也喜欢他，总经理看到辞呈的那天，据说在开会的时候慨叹：“好不容易，培植个人才，走了！”

老爸是接受新闻局和历史博物馆的安排，去美国长期讲学。

“想想，值不值？”奶奶对老爸说。

“这房子，你刚住进来一年多，还没摸清楚开关呢！”老妈说。

“如果你站在这个山头，羡慕另一个山头更美，第一件事，就是走下这个山头！”老爸说。

老爸走的那天，我只记得他对我发了脾气：“老子走，我居然都不送到楼下来？”

我怎么知道，他一去，就是好几年？

我怎么知道，他一去，竟改变了我的一生？

“告诉你，怕痒的男生，将来会怕老婆！”

老妈赞赏地对我说：“你将来不怕老婆了！”

六岁的爱情与权力

当我上小学的时候，台湾还没流行绑架小孩。尽管如此，我总有一个保镖跟着——七十一岁的祖母。

她把我送进教室，帮我开窗子，有时看地上太脏，还帮忙扫扫，又说说这个、指指那个，再叮嘱一番，才离开。

所以同学都说：“刘奶奶是老班长。”

权力的滋味真正的班长，是我的四个死党之一，如果说我喜欢上学，不如讲：我喜欢去找我的死党。

老师没进教室之前，班上几乎是由我们四个死党来管，我是副班长，权力第二大。才六岁，我已经感觉了“权力的滋味”。

但权力更大的，是那些六年级的学长，挂着“纠察”的臂章，耀武扬威地冲进来，对我们吼，然后大模大样地，在黑板上写下“安静”两个字，再大摇大摆地走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