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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看着四处游散的灵魂组合成无数个各式各样令她眼花缭乱的自己。

醒（八）

醒 8

一个阴郁的下午，我和薇拉在学校南边的未名湖畔散步。

她说：“尽管文学已经失去少女的光鲜、少妇的风韵，变得像个弃之可惜不弃又无大用的酸腐老太太，但还是有人，特别是像你这样的人，能发现它的美，真是难得。”

看来她把我归于大众，认为我是那种只会对金钱、职位、美女投资下注的男人。孟子所言，人之本性，食色性也！本没错，我们摸着石头过河，一切向钱看，一切以经济为中心，我们再不用为丢了二两粮票而饿肚子，再不用怕冬天还要穿那双露出脚趾的鞋了，我们口袋里的钱，足可以买房子，买汽车，买选票，甚至可以买到人体器官，买到女人。改革开放把全世界摆到桌上，来自全球应接不暇的产品和服务，已经让我们的感官疲惫不堪，哪里还有时间和空间让心去体会柏拉图的妙处。但这并不等于说，我们的心在夜以继日地为我们提供活力的时候，就没有需求，难道人们越忙碌越空虚，不是心的呼唤？

我不能在薇拉面前大放厥词，也不能谦虚到虚假。不过，至少我们有一些共同语言。文学对她来说，一定就像宗教，神圣、万能、无处不在。在她面前，即使违心说谎，我也只能虔诚地恭维文学。我说：“文学是高贵的，它不应该俯首屈从媚俗于大众，无论人们在它的身体上贴了多少钞票，依然改变不了它圣洁善良的本性。”多文学的语言啊！我为自己的表现暗自窃喜。

她听着，缓步向前，高跟鞋踩在石板上发出好听的声音。她有时看看周围，湖上鳞光波动，山上树密草香。我继续说下去，全然一个热血澎湃的文学青年，但没一会儿，我就意识到自己的班门弄斧与鲁莽，她是个机灵鬼，看我停下来，就稍稍放缓步子，半仰脸，眼睛看着别处，微翘着下巴，鼓励我，很好，继续。

我几乎没听到她的话，和她如此近的距离，我却两耳失聪，脑子里一片空白。一颗小小的，俏俏的，淡咖色的痣，居然长在她脖子靠近锁骨的地方。真是太美了。薇拉不得不又一次提醒我，继续。

“我刚才说到哪里了？依我看，现在的小说，精品少，垃圾多，当然不包括你。”

“不，当然包括我，我从来就这么认为。”她很愿意承认自己是在制造垃圾，接着她有点愤慨地说，“可现在，只有垃圾才能满足这些贪婪的猪，你觉得现在还有几个人像人吗？我怎么老是看不到一个人。包括你，你也承认自己是个人吗？如果拿真正的人的标准来衡量。”

这叫我怎么回答呢？言外之意，我也是猪。她并没有怕我面子上过不去，或无法接受，直接又说：“别不敢承认，其实，你也是，我也是，吃，睡，最后任人宰割！无休止的万恶的时代。”

她把我吓住了。

我们又往前走了一段，她突然停下来，转身看我，没大没小地用指头指着我笑，说我脸色大变，惨绿惨绿的。然后提议换个话题，如果没兴趣，就宣布散步结束。我怎么愿意让她离开呢？我把自己的过去讲给她，话一说开，我就发现，我是那么希望让她了解我的一切，我是那么愿意在她面前做个毫无保留的玻璃人。

我一九七四年出生在北京，长在一个一九七八年才通电、一九八五年才通公路（还不是柏油的）的山村。我母亲是下乡知青，父亲是当地农民。我是老小，上面有两个姐姐。我们算是城市与农村的结合体、杂交种，或是一个怪物，农村人眼里我们是城里人，但回到北京，我们又是彻头彻尾的泥腿子农村人。我始终说不清两种基因，到底哪种在我的身上发挥的作用大一些。

两个姐姐的命都不好，她们是被一个搞不明白的问题害死的：同样是人，同样一个国家，农村与城市的差别为什么就那么大呢。那个年代，知识和阅历同样粗浅的她们没有听说过二元经济，却切实体会和忍受了二元社会或二元人给她们造成的苦难。城市，有班上，有电影院，有公园，有商场，有电车，考试都可以加分，是天堂。农村人睁开眼劳动，闭上眼睡觉，黑暗、冷清、死寂，是地狱，如果像母亲年轻时那样，披星戴月挑灯造田，活在一种轰轰烈烈之中让个体消失也就算了，可土地下放以后，她们所分得的那点土地，就是日夜暖在怀里喂上奶，也打不出亩产万斤的粮食，即便打出粮食，也换不来电视机、玻璃幕墙、电梯。如果我的两个姐姐，没有被一个向往牵着，像当地姑娘那样没有任何想法，只盼上天开眼给自己送个勤劳细心知道体贴女人的如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