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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是湖南凤凰人,他组阁时,人称为凤凰内阁,所以他这次入京,被称为“有凤来仪”,是洪宪朝的祥瑞。然而凤凰有他打算,5年2月8日,他假口南下疏通,而一去不返。
八十、讨袁军事部署
云南以边僻一隅来对抗袁世凯,在形势上来说,强弱之势任人皆知是很悬殊的,癸丑(民国2年)第二次革命,国民党几乎奄有半壁山河,和袁一开火,就迅告失败,所以袁在称帝前后,确是没有把云南看在眼中。
然而,云南有它有利的条件,在地理因素上,云南居高屋建瓴之势,易守而难攻,云南的军队骁勇善战,并且极能吃苦耐劳,这是云南用兵的有利之点。
唐继尧在蔡锷抵达云南后召集军事会议时,曾分析整个战略形势,他说:
“云南东北与川黔桂毗连,出师形势关系甚钜。兹就三省地势言之,贵阳为滇南门户,辰沅为湖南西门,以云南为根本 ,奋师东征,以一支上辰沅经新化取长沙;以一支由辰沅下沅水取常德,长沙取,北向岳州逾洞庭之险以有武昌;常德取,北扼虎渡规荆州以指襄阳。有武昌则长江之消息通,有襄阳则中原之消息通,不出旬月,东南大势俱属云南矣。此上策也!要之云南之险,不在云南而在西蜀,以云南为根本,大举东上,以一支出叙、沪进渝、夔下宜昌、武汉,以一支出宁远过成都上泯洮赶秦、陇,如是则以西南而忽据西北,天下视听必且一新,以为亚夫之兵从天降也。此亦上策也!若夫南宁者,广西心膂,梧州者,西江上游,由云南展膂而东,驻师梧州,以一支东下广州,封城绵远,田壤沃饶,大海南环,五岭北阻,北出则可以震动江左,东出则可以进据闽浙,以一支由梧州向桂休逾衡、永、浮湘直下,长岳既得,武汉震惊,此中策也,故据以上所论,我可发展之时机可分为三:
(一)我军势力完全达到黔、桂、蜀三省。
(二)我军由黔、桂、蜀以达武汉,闽、浙、秦、陇。
(三)向闽、浙之兵以取守势,进秦陇之兵相机威迫袁军右侧,然后以武汉主力大举北向。
今拟两策并用,三路出师。”
在军事会议中,有三个重要的课题引起争论,第一:起义讨袁后应该成立一个什么型式的机构?当时有的主张成立元帅府,有的主张设立军政府,可是蔡锷也好,唐继尧也好,都主张不要包办讨袁,应该示天下以公,于是决定把袁世凯所派的地方官制“将军”和“巡按使”合并,恢复都督府,召集省议会。第二:起义讨袁后,义军应如何称呼?当时有的主张称讨贼军,有的主张称定乱军,最后决定用李梓畅所建议的护国军。护国的含义是维护中华民国国体。第三:护国军政府的都督应由谁担任?唐继尧推蔡锷,蔡锷推唐继尧。在唐来说,蔡是他的学长(蔡是日本士官三期,唐是日本士官六期),又比他长一岁,蔡且一直是唐的长官,唐回任滇督也出于蔡的推荐,蔡在国内外都有大名足资号召,所以诚心诚意地推荐蔡出任都督;可是蔡推唐也有理由,护国兴师举义全赖云南,唐是云南人,蔡自己是湖南人,主客之势已成,自己不能喧宾夺主,何况唐督滇已有三年,在云南已有基础,所以也是诚记诚意地推让唐为都督。两位贤者的谦让,成为民国初年政治史上的佳话。最后,蔡以严肃的口吻说:“我们这次举义,最要紧的是要赢得全国各方的同情,以求得多助。蓂赓(唐继尧号)身为地方大吏,如果率军出征,很容易引起邻省认为是假名侵略之嫌,过去滇军扰川已有猜疑,今若不避嫌,更容易被袁世凯挑拨,中其反间,所以统军出征应由我和协和(李烈钧号)。至于坐镇后方,领导军政府重责蓂赓万万不可谦让。”蔡锷的这番话非常感动人,他自己也泪随言下。于是与会人士一致鼓掌赞成。
这一次会议,在一张长条桌前,唐和蔡是并坐主席位子,唐为了尊礼蔡,他的位子一直侧一半,以示不与蔡并肩。会议中决定唐继尧为云南护国军政府都督,护国军成立三个军,蔡锷为第一军总司令出四川;李烈钧为第二军总司令出广西;
唐继尧兼第三军总司令出武汉。
唐继尧郑重地向与会人士表示三点意见:(一)关于军制军令,凡涉总揽之事,只以云南军督府名义行之。(二)蔡、李两将军均聘任,来往文书用咨函。(三)对外文告,由唐、蔡、李三人共同署名。因此,后来护国军发出的通电檄文都是唐继尧、蔡锷、李烈钧等共同列名。三位元戎往来的文电均系平等语气,军总司令虽隶属于军政府,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