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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联为一国，则危机可泯，邦本可固。国民对于贵喇嘛同深感戴，必当优为待遇，即各王公及他项人员等，亦必一体优待。此后一切政治更须博访舆情，详为规定，以餍蒙族保安之希望，为进大同之化，共和幸福其各无涯量。否则阋墙不已，祸及全国，将有同为奴隶之悔，以贵喇嘛之明智仁爱，当必不出此也。至蒙古与内地，合则两利，分则两伤，前电已痛言之，所有应行商榷各节，电内未能尽达者已派专员前往库伦，趋谒驻锡，面罄衷曲，商议一切，到时切希赐晤，至为企祷，仍望见复。”

袁向哲直接致电，是从政治上希望有所挽救，局势到了那种程度，仅凭文电是无法解决的，这时北京成立了一个“汉蒙联合会”，发表了一个宣言：

“我汉蒙自元代以来，异徵联合，然文言不同，政教悬隔，凡国家之法律，人民之习尚，往往多守‘蒙自为蒙，汉自为汉’之旧，而莫得沟通……方今五大族联为一家，放历史未有之异彩，我汉蒙鼓舞欢欣，情何能已。同人等鉴宇内之近势，慕欧化之大同，爰立斯会，冀以群策群力，同享和平之幸福……汉蒙若能联为一气，则凡行政诸大端皆可共谋幸福，同进文明……以实业上言之，金矿之富，甲于全球，煤铁铅锡之饶，更所在多有，盐碱之产，森林之多，种种实业断非一人一家之力所能成……必合众擎以举，乃可渐次观成……本会用是集合汉蒙闳通达识之士，公同研究，以上诸大端，以扶助共和成立之新基，而系东亚和平之大局，是为启。”

外蒙附俄独立已成骑虎之势，北京政府乃不能不争取内蒙，袁世凯把这个任务文给了上任不久的绥远将军张绍曾。

前面已提到，内蒙古分为六盟，即东四盟（哲里木、卓索图、昭乌达、锡林郭诺），和西二盟（乌兰察布、伊克昭）。西二盟共辖13旗，但属地颇广，南界山西，西南连陕西，北抵上谢图三音诺颜，东南邻察哈尔，南北相距500余里，东西相距1300余里。西盟自共和宣布后并未和绥远连络，张绍曾于民国元年10月29日照会乌、伊两盟各旗，令派要员至绥，其照会曰：

“共和成立，五族一家，从前藩属名称悉已化除，本将军奉命前来守土，以造福盟旗为当务之急。惟前此种种困苦，应如何一律解脱，后此种种障碍，应如何一切排除，各盟旗身家所系，观察较详，文到之日，务各遴选通达政体蒙员作为各盟旗代表，限于本年旧历十月二十五日齐集绥远，公同筹议一切办法，苟有可以利各盟旗者，本将军自无不乐为设施也。”

张绍曾召集西盟代表来议的理由：（一）是谋求各盟旗的福利，（二）是断绝库伦的羽翼，（三）是晓喻蒙人了解共和真旨。不料张的照会送去后，乌兰察布盟各旗联衔反对，张乃密派朱泮藻少将为招抚使，督领马队一营、步队一营、机关枪炮队各一连、巡防马队二队，径趋乌盟四子部，包围四子王府，以武力迎乌盟长勒旺诺尔布亲王返绥。勒王抵绥后晤见张绍曾，倾谈之下，顿释前嫌，张复派团长孟效曾率队往迎伊克昭盟正盟长阿尔宾巴雅尔，同时乌盟盟长勒王亦发通电给乌、伊两盟各旗，劝导来绥协商赞助共和，勒王的文告略云：

“窃念我蒙族僻处塞北，地方辽阔，文化阻遏，人民固守成见，一闻改革，罔不惊疑，受专制之惨酷而不知，被外人所欺骗而不悟，深堪浩叹。本王此次到绥，张将军待遇优厚，恩礼有加，日夕畅谈共和成立之起源，人民应享之权利，外人居心之奸险，自由平等之幸福，本王闻之忧然大悟。……兹将利害祸福为我盟长及各族诸公一述之。夫共和之成立，原以前清政体崇尚专制，国家事无巨细均由一二人主持，因是内政外交诸多失败……补救之道，非合五大民族结成一大团体，群策群力，不足以弥外患而振邦威，是以不惮牺牲，不惜生命，造成今日之共和……况待遇蒙古，尤为情至义尽，平等而外，更有特别之条，我蒙族何乐用不为民国之民乎？我蒙地接俄疆，俄人窥伺已久，辄欲假保护蒙古之名，以遂其并吞蒙古之愿。即以此次俄库协约条件而言，蒙民自由剥夺几尽，并吞之心，显露言表，将来果入俄人范围，其苦处更何堪设想。此皆库伦哲布尊丹巴活佛等蠢尔无知，甘受其愚所致也。凡我蒙人当知俄人之诡谋，活佛之无状，非为我蒙谋福利，实为我蒙遗隐忧，本王有鉴于此，幡然醒悟，洞悉共和政体之善，深望我蒙族诸公，与我同心协力，赞助进行……”

张绍曾同时发出召集西盟会议的第二次文电：

“本将军照会各旗，派令通达政体人员代表各扎萨克来绥会议……此次会议大都为各旗谋福利，为国家策治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