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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奏清廷，报告山东独立及被举经过，恳求清廷便利行事。九月廿三日奉清廷命令而独立。孙任都督后，悉派心腹充任各重要职位，同时把驻在山东的北洋军第五镇内最激烈的两营，诱往北京，留下的都是孙的亲信。袁这时密派皖人张广建、吴炳湘前来运动取消独立，十月初七日孙于是又宣布取消独立。

四川自铁路风潮后策划举事多次，俱功败垂成。奔走之革命志士：川东有杨庶堪、谢持、川北有曾省斋，川西南有张培爵、熊克武则各处呼号。成都的叙府中学第二小学，重庆的府中学堂俱为党人聚会之所。十月二日，重庆驻军袖缠白号章起义　，党人虏重庆知府钮传善、巴县知县段荣嘉，迫其书同盟誓约剪发缴印投降，居民遍悬白旗。遂设蜀军军政府于巡警总署，举张培爵为都督，夏之时为副都督。成都方面因川督赵尔丰和钦差大臣端方交恶，清廷命端代赵，赵遂将川省民政交咨议局议长蒲殿俊，军事交新军十七镇镇统朱庆澜，赵自出川办理川滇边务。十月七日成都独立，蒲殿俊称大汉军政府四川都督，军政府设于前明蜀王宫。十八日东校场大阅兵，兵哗变，向将台开枪，蒲、朱走免，军政部长尹昌衡继任都督，罗纶为副都督。成渝两个军政府至民国元年二月合并，合并后的都督府设成都，尹昌衡为正都督、张培爵为副都督。

东三省的情形，很像山东、因大势所趋，地方不稳，所以东三省总督赵尔巽不能不对局势有所敷衍，但他坚决不肯宣布独立，于是和咨议局议长吴景濂等合组“东三省保安会”，用会长名义代替总督，并在吉林和黑龙江两省成立两个“保安分会”，都由当地巡抚兼任“分会会长”。

各省纷纷独立，不少是敷衍的，山东和东三省就是。还有甘肃独立后，都督赵维熙一直拖着一条长辫子，也不准其他官吏剪辫子。新疆都督袁大化仍然戴着红顶花翎，自称为新疆都督巡抚部院，这些都算是假独立。

廿五、拔大树

辛亥年的六月间，直隶咨议局三番四次请愿，要求速开国会，同时反对奕劻的内阁，认为以皇族担任内阁总理，不合君主立宪的原则，有失人民愿望，措词激烈而痛切。这些要求，与革命行动是无关的，各省咨议局的活动都是在致力于君主立宪，当时好多省咨议局曾派代表赴江苏南通，拜访江苏咨议局议长张謇，请张赴北京一行，观察清廷动向，作为各省咨议局今后对国是应采方针的参考。张謇欣然同意，遂偕雷奋和刘厚生同往，路经河南，顺道赴彰德访问在息隐中的袁世凯，交换对于时局的意见。两人不见面已十余年，在袁心目中，张謇在南方有广大的社会力量和经济力量，过去若干年两人虽有芥蒂，但在今日变局中，两人必须合作，张氏在南方有力量可以配合。因此当两人握别时，袁很诚意地向张表示：“如果朝廷召我出山，我一切当遵从民意而行，换而言之，即当尊重各省咨议局，尤其是季老的意见，希望季老和我合作，并请把我的诚意转达各省咨议局。”

辛亥革命起义后，革命党要人，如黄兴、宋教仁、陈其美、居正等都聚集上海，他们虽和张謇素昧生平，但因知道张、袁过去一段师友之间的关系，所以对张很拉拢。张这时亦赞成共和，民国成立前后，张的身价极高，隐然成为南北之间的一个重要人物。

袁世凯在这期间，确实花样百出，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一方面宣称自己是赞成君主立宪；一方面却又和汪精卫密切往还，暗中表示赞成革命。一方面命令冯国璋督兵猛击武汉的革命军；一方面又派人至武昌和谈。忽进忽退，扑朔迷离，使人无法捉摸。就连他自己的出处，也是欲进欲退，弄得清廷对他也不知该如何应付。

自从武昌起义后，袁世凯的北洋系人都额手称庆，认为这是袁宫保再起的大好时机，可是这些袁的干部也对袁的手法莫明其妙，有人认为袁息隐两年多　，一切都有点不对劲。杨度有一天更把外边这种看法对袁报告，袁听了仰天大笑，他说：“晳子（杨度的号），你是聪明人，怎不懂我的意图，你知道拔树的办法吗？专用猛力去拔，是无法把树根拔出来的，过分去扭，树子一定会断折，只有一个方法，就是左右摇撼不已，才能把树根的泥土松动，不必用大力就可以一拔而起。清朝是棵大树，还是三百多年的老树，要想拔这棵又大又老的树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闹革命，都是些年轻人，有力气却不懂如何拔树，闹君主立宪的人懂得拔树却没有力气，我今天的忽进忽退就是在摇撼大树，现在泥土已经松动了，大树不久也就会拔出来的。”从这些话中可以看出袁的老奸巨猾。

武昌起义的消息于辛亥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