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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深得奉方信任，所以顾很想拉田，以示新阁为北方军阀合作的结晶，田应璜以年老坚辞，实则认为今后时局变化无常，而阎锡山的态度也未定，不欲卷入漩涡。田不入阁，顾乃拉外交前辈而宦兴甚浓的胡惟德出任内长。

张作霖在北京顺承王府俨然以北方第一人自居，由于内阁不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领导机构，他仍在安国军总司令部内设立政治、外交、财政三个讨论会，政治讨论会聘梁士诒为会长，曾毓隽为副会长；外交讨论会聘孙宝琦为会长，陆宗舆为副会长；财政讨论会聘曹汝霖为会长，叶恭绰为副会长。

并将简明条文及会员名单分函各院部查照。

2月7日三讨论会开幕，张作霖亲自赴会致祝辞。张是先到政治讨论会，次外交，次财政。然后大家一齐到居仁堂茶会，张又发表演说，请大家共抒伟略。

这是北洋军阀的回光返照时期，有一段有趣的插曲，是关于杨度的。这位袁世凯时代的头号红人，被袁誉为旷代逸才的洪宪祸首，自袁去世后就四处流浪。过去孙中山拉他加入国民党，他毫不考虑，可是在陈炯明叛变后，他到上海晋谒孙中山，痛陈往日错误。13年曹、吴当政时期，杨的好友夏午诒在保定为上宾，杨以之为媒介北上说曹、吴参加革命，不得要领；冯玉祥倒戈后，杨以参赞名义居姜登选的皖督幕中，郭松龄杀姜登选，杨返天津，此后就被张宗昌聘为总参议。当时国民党要人李石曾等鉴于北方教育横受军阀摧残，劝杨活动教育总长，杨颇意动。一天某君由津浦路北上，过济南时碰见杨的好友王绍先上车，于是两人同坐，不免谈东说西，王提到杨进行教长事，某君笑着说：“晳子前此薄此席而不为，今则求之而不得，真是彼一时此一时了。”接着某君又说：“晳子应该请长腿将军（指张宗昌）帮帮忙呀！”王绍先说：“那怎么行，张效帅听了学堂就头痛，提到教育就掩耳！”某君胸有成竹地说：“不然，如果晳子真心想做教育总长，找张效帅是唯一的办法。”王说：“只要教长能到手，找谁都可以。”于是某君乃说：“只要他听话，我可以打包票。”

两人说说笑笑到了北京，下榻于太平洋饭店，王绍先就催某君赶快进行，某君神秘地说：“先要活动费。”王说：“晳子穷得要死，我的光景也不好，哪儿去找活动费？”某君说：“没有钱怎么行？”王只好苦笑，某君淡然不经意地说：“只要一块钱。”王吃了一惊说：“一块钱做什么呢？”某君说你听我的吧，他叫人拿一块钱到刻字店，刻了两个图章，一个是“北京教育促进会”，一个是“北方教育问题研究会”，还买了几张邮票，然后用这两个团体拟就四通代电，两电致张宗昌，请保杨为教育总长，两电致杨，请以教育为重，出肩艰钜。同时要王写一快函给杨度，告诉他北京有两个教育团体敦请他出任教长，如果张效帅请他商谈这事，杨要表示愿就，且自拟保荐电，电发后即日来京，不可迟延。

过了几天杨果然兴冲冲地到北京，见到王和某君，叙及自己和张宗昌都接到了代电，张宗昌喜孜孜地对杨说：“晳子，北京教育界居然找起我这个绿林大学出身的人说话了，我保你，你最恰当，你自己拟电报，不要辜负了他们的盛意。”杨就这样来了北京。于是某君告杨说：“这第一关已打通了，张效坤知道教育界最瞧不起他，如今居然求他荐人，他当然会热心，这是心理战；现在第二关尤不可疏忽，张雨帅容易讲话，可是他身边有一位贵本家杨宇霆，你要对他低声下气。”

过了几天，果然张作霖约晤杨度，说了许多借重帮忙的话，杨辞出后顺道访杨宇霆，随便敷衍了一下，回到旅馆，把经过告诉某君，某君听后跳了起来说：“怎么只随便敷衍杨宇霆？”杨度说：“他的老帅已答应我，我何必和这个后生小子多谈。”某君一迭声说：“糟了，你的总长做不成，我的巧计也成了画饼。”杨不相信，一等等了十多天渺无动静，乃向奉方另一人处打听，才知内幕，原来当张作霖提出杨度做教育总长时，杨宇霆淡淡地说：“晳子是洪宪祸首，政治色彩太浓，现在出来会增加麻烦。”一句话就把杨度已到手的总长告吹了。

奉军入豫时，北京政府益显黯淡。顾维钧摇摇欲倒，16年3月8日财长汤尔和海长杜锡珪向顾维钧提出第二次辞职，9日教长任可澄亦请辞职。顾阁本身原建筑于张作霖和吴佩孚的联合关系上，当时因奉张表示对内阁无意见，所以顾阁的阁员以吴佩孚和孙传芳关系为多，顾本人与奉方没有太深的渊源，当孙传芳京沪战败，而奉军则入豫逐吴后，顾维钧自然风雨飘摇，不过由于奉张对中央政权问题还没有具体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