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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使我能够在议院通过之前就得到我的席位。我敢说我能够做到迪齐今天又说，我们有很大的机会通过，我们已经②原件看不清楚。他们在我们的提案二读时不再反对我们，而是支持我们，他已经近了他的全力——他是这样说的。

列昂内尔对这个说法的反应是，询问迪斯雷利“他是否可以跟约翰尼（罗素）和柯吃饭”，但是：

他很明智地拒绝了，说他以部长的身份出席会破坏聚会的气氛。我很高兴我问过他，他怎么也不能说我们轻待了他。我告诉他，我们非常渴望能及时让皇室批准我们的提案，以便我能够在今年内获得我的席位，但是你知道他是怎样的一个骗子。他总是顾左右而言他，没有承诺任何具体的事情迪齐太太在梅耶家吃饭，又重复了一遍老掉牙的故事，说迪齐为我们做了多少事，而且因为我们不相信他说的这些，他有一次发了很大的火。

列昂内尔叙说这些遭遇时所持怀疑态度的弦外之音，不应该被看成是指迪斯雷利在1858年的时候没有尽全力。恰恰相反，必须考虑德比开出的苛刻条件。在列昂内尔进入国会后，他们两个人表现出的亲密关系证明罗斯柴尔德家族不再有任何理由怀疑迪斯雷利的真诚。尽管他不得不在如此恐怖的政治限制下工作，但他并没有放弃他的“种族”。

剑桥的教育

把这一时期发生的允许犹太人进入国会的正面交锋与允许他们进入剑桥学习的事实上的欺瞒进行比较，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这个问题也是罗斯柴尔德家族起到了先锋作用。事实上，他们在剑桥化解那些宗教限制的计谋所取得的成功，可以解释他们遇到上院的强硬态度时为什么会如此小心翼翼。对他们在这两个案例中所采取的计谋进行比较，确实很有启发性。

应该强调，罗斯柴尔德家族根本不需要去剑桥，更用不着去牛津，这种需要远小于他们对下院席位的需要。在19世纪的大多数时间里，罗斯柴尔德孩子的教育问题一直是一件比古代英国公立学校和大学可以提供的内容更繁复庞杂的事情。因此，罗斯柴尔德家族依靠私人教师和将孩子送到海外去完成他们绝大部分的学业，以优先确保他们能够保持家族的多语言传统。至于说银行业务的学习，所能采取的就是到一家银行学习。如果说剑桥还能提供点什么的话，就是从占据优先位置的家族生意中让他们稍微分点心。在19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罗斯柴尔德家族更加关注的是女儿的教育——不像公立学校和大学，一直到20世纪末主要关注的都是男孩的教育。安东尼的女儿康斯坦丝和列昂内尔的儿子纳蒂花费几乎同样的精力把德语灌输进自己的脑子。特别是夏洛特，她在女儿和侄女们的正规学习上是一个非常积极的倡导者。然而梅耶进入剑桥这件事开了一个先例，让夏洛特决定她所有的儿子都应该效仿。问题是犹太人的地位在剑桥仍然是一个灰色地带：从规定上看，在1856年之前都不可能被授予学位，他们因此也不能成为学校的正式成员——除非他们愿意履行由各个学院对本科生安排的参加礼拜活动的义务。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三部　动荡的年代　第一章　重新崛起（36）

奇怪的是——不像归顺誓言——虽然这从本质上看是基督徒的责任，但对于这些责任，罗斯柴尔德家族已经准备从原则上去执行，而他们的出席是最低限度的、被动的。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梅耶在19世纪30年代基于以上观点参加了三一圣堂的礼拜；而且当阿瑟·科恩属于梅耶母亲那边的表亲，在1849年秋季——正好在列昂内尔在补选中取得了对曼纳斯的胜利——进入到剑桥念数学时，他认为类似这样的安排是可行的。通过J·阿伯尔·史密斯——一位最活跃的列昂内尔的政治支持者，他们试图去说服基督教科学派的主事詹姆斯·卡特梅尔为阿瑟·科恩对礼拜堂的规则做些调整，理由是（像卡特梅尔说的）：“如果我接受科恩先生，除了我之外，没有人需要知道他的宗教信条是什么。”梅耶也告诉卡特梅尔：“科恩先生准备好了在学校礼拜堂参加礼拜活动。”然而，主事却没有被说服。他认为，掩藏科恩的信仰，“会破坏社会的善良诚信”，而“科恩先生祈祷时仅外在的形式符合要求，而他对根本的精神实质却怀疑和拒绝，这让我的感情无法接受，并且与我的是非观相左”。

对于梅耶来说，这将会“直截了当地将一个信仰族群排除在享受剑桥大学教育的大门之外”。因此，他和摩西·蒙蒂菲奥里直接找到了阿尔伯特王子——时任大学校长，要求他将科恩的事交给玛格达莱尼主事处理，他同时也是温莎的主任。来自皇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