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5部分(第2/4 页)

粮食供应，与被占领区三分之二的老百姓亲热一晚，然后在黎明时分悄然而逝。

最终结果是，除北平之外，日本人只占领了一些荒城，常常是由碉堡里的日军提心吊胆地守卫着。城里大部分是非老即穷，无力逃跑的人。这样的城市毫无贸易或商业开发的可能。事实上，每多占领一个城市，就意味着日军要增加一份守卫的负担，要进一步扩展其单薄而危险的交通线，并在其不断增加的人力、财力、物力的消耗和浪费上再加一个项目。

现在日本人必须承认对他们的仇视和恐惧是非常普遍的。他们的野蛮、傲慢和不道德，使单纯无辜的人民蒙受灾难，使得中国所有的城市和乡村的人们在日军到来之前就远走他乡，就像逃避最使人害怕的瘟疫一样，就是给他们奖赏也没人肯回去。在这一群群现代化的野蛮人到来之前，有5000万中国城乡居民大规模地离乡背井，抛弃了房屋和财产去逃难，这是日军所作所为的最好注解，日军官兵的洗动、掠夺和强奸所获得的个人利益，使得日本作为国家不可能从占领区获利。在战争的发展过程中，经济剥削是不可能的，因为有被动的抵制，有被占领区人民的极端贫穷，还有不安全的形势。

日本人强奸中国妇女，枪杀市民，把战俘关在封闭的草棚里或者干脆在他们的头上泼洒汽油烧死，挑杀婴儿，围捕年轻人，溺杀难民，沉没渔船，大规模轰炸城市，这些令人难以想象，令人发指的暴行，已由中立国的观察家们作了一致的、多方面的报道。对这些事实①，我们如果能变得麻木无情一点，就可以从长远一些的观点来看问题，把它们看作唯一的、最了不起的幸事，因为只有这样，中国各阶层的人民才能团结起来，增强抵抗的决心。自从上帝创造人类以来，没有一个民族或者国家曾经像日本对中国那样以如此之大的规模，将一个邻国的人民无例外地置于一个更凶残、更傲慢、更冷酷、更下流、道德更败坏的统治之下。历史上没有一个征服者能比日本人更证明自己不适合统治别人，如果最起码的常识可以告诉人们：统治意味着要给予被征服人民以最低程度的安全感和基本生活条件，那末，日本人连这点常识都没有。用爱国主义来呼吁各阶层的人们抵抗日本侵略的做法并不成功，日军把爱国主义的呼吁换成了保证最起码的生命安全，保护自己的妇女这样一个呼吁，于是便奏效了。一个小纸烟店的老板，他生活中的唯一兴趣是做点买卖维持生活，可能并不在乎外族的统治，但即使这样一个店主也不愿意亲眼看到自己的妻子、姐妹、母亲或女儿遭受强奸，远东的“德国兵”已经使西方的德国兵相形之下成为更为进步的人类，而日本的“武士道”在历史上只会留下“黄色德国兵道”的恶名（“道”是日本的术语，相当于“主义”，是由中国道教中的“道”转变而来的）。有意思的是，“武士道”作为武士阶层诚实的代号已经暴露无疑。在上海以及其他被日本占领地区的臭名昭著的事实是，那儿到处都是腐败现象，不仅日本士兵是这样，军官也是如此。他们不仅施用暴行抢劫钱财，而且设立烟馆、赌局、妓院，以及其他非法行业，借发放通行证之机敲诈勒索等等——这些事实都被一次次地当场记录下来并做了报道，比如可见于在上海出版的美国杂志《中国每周评论》。

『①原注：参见丁伯雷（H。　J。　Timperley）的历史性著作《战争意味着什么：日本在中国的恐怖》。』

我意识到，东京当局并不同意这些暴行，并且认为这是对日本在中国的统治的真正威胁。我也同样意识到日本后方有许多具备高尚情操的男子和富有献身精神的妇女丝毫不怀疑他们的儿子或丈夫正在中国干些什么。事实是，你不可能靠一道军事命令就改变一个民族的性格，一个自命不凡的民族，系统地培养了一种排外情绪，认为所有其他种族都是低下的，特别认为中华民族尤其罪恶深重，不思悔改——这样一种民族心理不会在一夜之间改变。日本这种对欧洲和中国的傲慢和骄傲是这一代人所接受的排外教育和宣传的结果。日本正自食其反欧反华信条之果，这种信条有时几乎是不可思议的。因此，日本的高做和残酷是不会也不可能罢休的。对我这样一个生长在厦门的人来说，童年时代就目睹了日本人的劣行和日本领事馆对由日本臣民在那个港口过去30年间所开设的鸦片烟馆、赌场和妓院的庇护。无论是日本在北方的走私，日本士兵普遍的道德败坏，还是他们堕落到低于一个真正伟大的民族的道德水准，我都丝毫不会惊奇。当一个民族利用治外法权这个特权，有组织、有计划地鼓励大批的兵痞用一队队的大汽艇、登陆坦克、卡车，在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