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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人们便乐于承认这种不平等的合法性，认为是很自然的事。有雄心有能力的人总有机会通过科举升迁。如果一个人由于自己的运气和能力由社会底层升至特权阶层，那么只能说是这次轮到他了。一旦进入特权阶层，他就会爱不释手。地位的升迁带来了心理的变化。他开始喜欢社会的不平等，喜欢他所有的特权，他爱上了这个地位，就像拉姆齐·麦克唐纳①爱上唐宁街一样。麦克唐纳走上那唐宁街十号的台阶，呼吸着那儿的空气，感到心旷神抬。事实上，每个现代中国成功的革命家的脸上都经历过这样一个转变。他用自己的铁蹄践踏着出版自由，其卖力程度，并不下于他在革命时期谴责过的军阀们。

『①拉姆齐·麦克唐纳（Ramsay　MacDonald，1866～1937），英国政治家。』

他现在已经有了一个“很大的面子”。他可以凌驾于一般法律和宪法之上，更不用说什么交通规则、博物馆规定之类，这个脸面是心理上的，而不是生理上的。中国人生理上的面孔固然很有意思，而心理上的面孔则更为迷人，值得研究。这个面孔不能洗也不能刮，但可以“得到”，可以“丢掉”，可以“争取”，可以“作为礼物送给别人”。这里我们触及到了中国人社会心理最微妙奇异之点。它抽象，不可捉摸，但都是中国人调节社会交往的最细腻的标准。

然而，举出中国人面孔的例子很容易，给它下定义却很难。譬如一个在大城市里做官的人，能够以每小时60英里的速度在街道上疾驰，而交通规则只允许每小时35英里。这位当官的是有很大的面子的。如果他的车撞了一个人，警官来到跟前，他就不声不响地从皮夹子里抽出一张名片，有礼貌地笑一笑，车子就扬长而去了，他的面子比前面那位还大。然而，如果这位警察不愿意给他这个面子，假装不认识他，那么这位官员即刻用“北平官话”问他是否知道他父亲，并挥手让司机开车上路。这样，他的面子就更大了。如果这位固执的警官硬要将司机带到局里去，这时，官员就会向警察局长打电话，后者很快就将司机放走，并下令开除那位“不知道官员父亲是谁”的小警察。这时，官员的脸面就真真变得乐不可支了。

脸面这个东西无法翻译，无法为之下定义。它像荣誉，又不像荣誉。它不能用钱买，它能给男人或女人实质上的自豪感。它是空虚的，男人为它奋斗，许多女人为它而死。它是无形的，却又靠显示给大众才能存在。它在空气中生存，而人们却听不到它那倍受尊敬、坚实可靠的声音。它不服从道理，却服从习惯。它使官司延长，家庭破产，导致谋杀和自尽。它也能使一个不义之徒由于同乡人的斥责而改邪归正，它比任何其他供俗的财产都宝贵。它比命运和恩惠还有力量，比宪法更受人尊敬。它经常决定一次军事行动的胜负，它可以推翻政府的一个部。中国人正是靠这种虚荣的东西活着。

将中国人的“面子”与西方人的“荣誉”相混淆，无疑会铸成大错。中国以前的女子常为面子而死，那是因为她裸露的身体被男人看见，正如西方一些妇女曾因为自己主了个私生子而愿意去溺水自杀。然而在西方，一个男子被扇了耳光而不提出决斗是失掉了“荣誉”，而不是面子。另一方面，一位“道台”老爷的丑公子去逛歌妓院而被拒绝，因此受辱。于是他回府之后带着一班警察去逮捕那个歌女，并关闭妓院。他于是又争回了自己的“面子”，我们一般不说他在保卫自己的“荣誉”。

战斗的失败，帝国被葬送，皆因将军们在为自己应该得到什么样的尊称而争吵所致，皆因他们为接受失败的一些无关紧要的方法意见不同所致，而不是由于战略战术上的分歧。人们在激烈地争吵，法庭内的斗争也在继续，而聪域的仲裁人知道，压根儿就没有什么实质的东西在阻止双方达成一致的意见。他们唯一需要的是一个体面地退出的办法，或者是承认错误的合适的措辞。一位将军使一个政党分裂，改变了一场革命事业的进程，只不过是因为他受到一个同僚的当众侮辱。男人们愿意辛苦劳作整个夏天，不过是为了使厂次葬礼仪式能够与这个家庭的地位或面子相适应，而一些濒于破产的古老家庭，愿意使之破落下去，靠借债度日，也是由于同样的原因。

不给人面子是最大的无礼，就像一位西方人向对方提出挑战一样。许多官员一个晚上要参加3至4个宴会，宁冒消化不良的危险，也不使任何一个欲请他赴宴的主人丢掉面子。许多打了败仗的将军本应该砍头或终身监禁。然而他们却被派往欧洲去作什么“工业”或“教育”考察，作为他们投降的赞赏，这样就顾及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