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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鸣放中也指名道姓地批评了院部系一些领导人的工作作风问题，例如技术部副部长李焕“官气十足，不深入实际工作”，第一政治处主任王序卿做思想工作是“压制多，说服教育少”等。对刘居英副院长的批评意见是“有些话讲得刻薄”。

5月29日下午，全院召开整风运动动员大会，张衍传达了全军整风会议精神和院党委开展整风运动的计划。张衍特别强调整风必须坚持既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的方针。

刘有光在刘居英率团出访期间主持全院工作，他在大会上宣布整风运动正式开始。他说，这次整风是有历史意义的，只有承认人民内部矛盾是客观存在的，才能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在全院的领导作风与思想作风上是普遍而严重存在的，是造成学院内部矛盾紧张的根本原因。他强调在整风中要听逆耳之言，虚心接受非党同志和下级干部的批评。希望非党同志提意见不要讲究方式，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精神，大鸣大放，帮助共产党整风。

大鸣大放期间，恰好黄克诚大将来学院视察，黄老参加5月30日下午的全院教授、副教授、讲师及非党军事教员的座谈会，仔细听了21个人的发言，休息的时候，黄老走到教授中间，与大家亲切交谈，鼓励大家各抒己见，大胆鸣放。

和全国一样，哈军工的整风运动由此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大字报铺天盖地，贴满了机关和教学楼。晚上各个楼里灯火通明，人们在大字报前挤来挤去，各个系的领导亲自动员，学员们也被搅得热血上涌，从干部到职工，从教员到学员，人人大鸣大放，提意见，揭矛盾，个个都在忙碌着，响应党的号召，帮助党整风，岂能落后！

整风运动开始以后，据说有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趁机散布反对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论，向党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　毛泽东密切注视着国内形势的发展和变化，当他听到李维汉汇报说，有人散布要与共产党“轮流坐庄”，毛泽东说，他这样搞，将来会整到自己头上。毛泽东指示，要硬着头皮听，不要反驳，让他们放。

5月15日，毛泽东在听取统战部的汇报之后，对罗隆基所说的“现在是马列主义的小知识分子领导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大为光火，他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的文章，作为机密的党内通讯，发给党的高级干部阅读。他在文章中说：“……现在右派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他们正兴高采烈。党内党外的右派都不懂辩证法，物极必反。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人们说，怕钓鱼，或者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现在大批的鱼自己浮到水面上来了，并不要钓。这种鱼不是普通的鱼，大概是鲨鱼吧，具有利牙，欢喜吃人。”

然而，整风运动已经让哈军工的知识分子们热情高涨，脑门发烫，口无遮拦，“刹车失灵”，他们由衷地相信院党委的真心和诚信。

这几天，机械原理与零件教授会主任杨仲枢教授的心中漾起一股难以平息的激情。作为哈军工“五一”观礼团的成员，他在一个月前登上天安门的观礼台，亲眼看到在城楼上检阅游行队伍的中央领导人，心中那份激动之情难以言表。想想自己已经五十岁了，年轻时到法国和比利时留学，不幸赶上第二次世界大战，颠沛流离，滞留欧洲16年回不了国，先后在鲁文大学和列日大学读书和任教；还在农场种过玉米，摘过葡萄；在工厂干过钳工，当过工程师。再艰难，自己也不肯加入外国籍，心中无时无刻不思念着故国与家乡。1946年好不容易搞到一张免费船票才回到祖国。长沙解放后，共产党对自己这个穷书生很是器重，1952年就当上了湖南大学机械系代主任，1952年底来到军工，各级领导对自己都挺好，1956年是首批授衔的教授，刚参军就是中校军衔。今年又去北京观礼，这一切都要感谢党和国家啊。

那天总部领导宴请解放军“五一”观礼团，总政甘泗淇副主任向杨仲枢问起哈军工的大鸣大放情况，杨仲枢说，自己在4月份下工厂，对学院情况不了解。甘泗淇说，现在党号召你们帮助整风，你回学院后可要带头呀。

在北京观礼后，杨仲枢又请假回南方一趟，5月下旬才返回哈军工。

“杨先生，你落后了！”曾住过对门邻居的张凤岗教授乐呵呵地说：“现在大鸣大放可是热火朝天，什么时候听你放一炮？”

杨仲枢笑道，“我刚回来，还不了解情况，不过我路过北京，北京高校里也是热火朝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