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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年毕业于中央大学航空工程系，是董绍庸和凌之巩的师弟。毕业后他参加了中国第一家滑翔机制造厂的创建工作，干了几年，工厂倒闭，不得已到青岛机场谋个机械长的职位。1947年，他在检修飞机时发现了国民党空军走私毒品和美钞，因此惹来大祸，邹志楷只身亡命上海，在老同学、中共地下党员韩元佐的帮助下，投奔中航公司。1949年9月，邹志楷作为起义的骨干，积极参加了策划工作，起义后，他和董绍庸一起走过罗湖桥。在民航局，邹志楷是个技术能手，一面编教材，培训年轻技术人员，一面负责检查从苏联引进的飞机，跟董绍庸一样，他对发动机的熟悉程度就像看自己的手心手背。

9　刀下留人　董必武改判死囚专家（2）

蒋志扬，南京人，生于1918年，18岁那年他目睹日本飞机的狂轰滥炸，为报国恨家仇，他投军杜聿明的部队，上司派他当教员，为士兵们讲抗日道理。长沙大火使他伤透了心，他脱离部队流浪到重庆，考入撤到乐山的武汉大学，苦读四年，毕业后进入中国航空公司，从事机械维修工作。“两航起义”前夕，蒋志扬任副工程师，他带领部下们维修好所有的飞机，确保飞机随时起飞。起义后，他奉命留在香港，保护两航剩余的资产。1950年秋，他和最后一批起义人员经罗湖桥回到新中国。1952年9月，他正在南京休假，一封电报催他返京，局里正式通知他前往军工学院筹委会报到。

严汝群，湖南华容人，生于1915年；李纬文，河北高阳人，生于1924年。他们都先后毕业于中央大学航空系。是“两航起义”的骨干成员。

那天，董绍庸等十多名民航局的干部们，一身西装，风度翩翩地来到恭俭胡同报到。在等待开会的时候，他们在前院一个大鱼缸旁聊天。这时一位身穿淡黄色旧军装的老军人走过来，他中等身材，戴着眼镜，也凑到鱼缸边，手搭在缸沿上，和善地问蒋志扬：“是来报到的？对去哈尔滨办大学有什么想法呀？”

蒋志扬打量一眼这位老军人，心想，他大概也是调来当教员的吧，便随口说：“没什么想法，咱们都一样嘛，服从组织上的命令就是了！”老军人哈哈笑着说：“对！对！”就走开了。

等了一会儿，徐立行来请董绍庸等民航局的干部们进屋，代表筹委会接待大家，董绍庸等人交了人事材料，徐立行亲切地与大家谈了一会儿，起身说：“你们跟我去见陈赓院长吧，他要和大家见见面。”

董绍庸等人跟着徐立行来到后院一个房间，进门才知道，刚才那位可亲的老军人正是陈赓院长。

陈赓站起来热情地欢迎大家，并讲了建立军工学院的重要意义，他说：“我们解放军是一只猛虎，现在创办这所军工学院，就是为了给猛虎添上翅膀啊。”他希望大家发扬“两航起义”的革命精神，为国防建设再立新功。中午，陈赓请民航局的同志们吃饭，席间，他问严汝群：“湖南老乡啊，你知道毛主席怎么吃辣椒的？是用火烤着吃，你也是这样吗？”　严汝群说：“我也是这样吃辣椒的。”　陈赓平易近人的作风把民航局干部那点陌生感冲得一干二净。

一天傍晚，陈赓兴致很高，他对董绍庸说：“你们民航局来的同志，家都不在北京吧？老在民航局宿舍里对付着吃饭，不是个办法，今晚都到我家里来，我们一块吃个便饭！”

李纬文高兴地拍手道：“院长，能做个四喜丸子吗？我馋肉啦！”

陈赓说：“我让你吃个够！走！把懋之和述祖两位副主任也请来。”

刘云去请李、张两人，大家热热闹闹地挤上两台车，跟着陈赓直奔灵镜胡同。

厨师很快烧好了几道菜，刚下班回来的傅涯也扎上围裙，下厨忙活着。大家把饭桌抬到院子里，扯过一盏电灯，十多个人挤在一起，有说有笑，像一大家子人。

陈赓一边招呼大家多吃点，一边谈天说地讲些笑话，说着说着，又谈到抽调教授的话题上去了。

“我们现在是初战告捷啊，”陈赓眉飞色舞地说：“黄景文在南方请到十多位教授、副教授，周祖同到武汉请到周明【溪鸟】和孙本旺两位大教授，这几天还要去长沙的湖南大学请人，李宓、杨仲枢和文圣常三位教授已经定下来了。懋之，你说从清华找到两位教授，叫什么来？”

李懋之说：“一位叫高步昆，留美博士，土木工程和桥梁专家；一位叫殷之书，水利工程专家。”

陈赓把筷子往桌子上一放，直起腰来说：“你快点调嘛，还等什么！”

董绍庸一边吃饭，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