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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留念。随陈鹤琴北上的长子一鸣回忆说：“令人振奋的是，太原的大街上到处响彻‘牺盟会’领导的民众抗战歌声。”

当陈鹤琴一行回到上海的时候，北平和天津已先后失陷。二十九军从宛平、卢沟桥一线撤退，国民政府的抗战誓言落空了，宋哲元和秦德纯的信誓旦旦犹在耳旁，不禁使人感慨万千。不到一个月，战争阴霾又在上海的天空集聚，人们都将面临严峻考验，全国都已热血沸腾。正如歌中唱道：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对于教育家们说来，教育救国是手中高举的神圣旗帜和有力武器！

回到上海后的陈鹤琴立即投身于热烈而紧张的抗日救亡工作中。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一　难民教育委员会（1）

1937年8月13日，日军向上海发起猛烈进攻，企图以速战速决的方式迫使中国政府就范。一百多架军用飞机对闸北、南市火车站和杨浦、虹口等地的民用设施进行狂轰滥炸，大量民房被炸毁，数以千计的居民被炸死。熊熊火焰绵延数里，上海的上空战云密布，人们处在万分惊恐之中。陈鹤琴与妻子、儿女站在位于兆丰公园对面愚园路寓所的阳台上，不仅远远看见机翼上涂着太阳旗的日军飞机在天空中向地面俯冲，更看见闸北方向随之而起的冲天大火和滚滚黑烟，天空被染成一片血红。尖利的警报声和隐约传来的爆炸声，使有“东方巴黎”之誉的大上海顿时乱成一团。成千上万难民从闸北、沪东潮水般地涌入租界。外白渡桥上，喊声哭声连成一片。有统计显示，在租界范围内，完全被毁的工厂及工场有905家，失业工人3万人。发生在南京路繁华地带的炸弹爆炸事件，死伤人数达3000多人。随着越来越多难民涌入租界，多家慈善福利机构或组织在徐家汇、静安寺、霞飞路口、康悌路等处和大学的操场上设立了上百个难民收容所或简易设施，无家可归的难民们在拥挤的空间和较差的卫生条件中勉强度日，街道两旁到处可见流离失所的人们，更有许许多多衣衫褴褛、面黄肌瘦的儿童跟随他们的父母流落街头，擦鞋、卖报、沿街乞讨。面对日益严重的难民形势，上海各地方人士和救亡会等社会团体纷纷行动，许多知名人士带头捐款，发动募捐，普通民众积极响应，许多学校学生和僧侣也组成救护队开展对难民和伤兵的救助。陈鹤琴的几个子女都曾随学校到收容站为从前线撤退下来的伤兵包扎伤口。他还将三个女儿秀霞、秀煐、秀云送到受伤婴儿的收容站帮忙，抗战时期和夫人及子女在上海寓所的合影

陈家三姊妹被安排协助护理人员为婴儿喂奶、换药、洗澡、洗尿布，一直干了一个多月。她们还将自己的零用钱拿出来给婴儿们买玩具。收容站里大都是几个月到一岁多的婴儿。日机轰炸时，母亲伏在孩子身上或抱住孩子，不惜牺牲自己。婴儿们瑟瑟发抖，有的伤口化脓，室内弥漫着刺鼻的气味。陈宅的客厅摆上几张小桌子和一块黑板，办了一个街童识字班，来学习的都是附近弄堂里失学或流浪的儿童。陈鹤琴的儿女们清楚记得，有一次父亲把一个人力车夫领回家，原来是这个人力车夫的脚被马路上的玻璃碎片扎破，鲜血如注。父亲为他洗净伤口，上药包扎，并送给他一双鞋。他还让几个年纪稍大些的儿女担任小先生。陈鹤琴对儿女们说：“你们虽然年纪小，也能为抗战出一份力。”三女儿秀云记得，当时她站在椅子上往黑板上写字，父亲说：“你会什么就教给他们什么。”这就是陶行知先生说的“即知即传”。

音乐教师马虚若写道：抗战期间，陈老还把失学而流浪街头的孩子组织起来，开办街头教学。因为没有校舍，就化整为零，各科分散上课。我负责教唱爱国歌曲。这部分街童是在大西路（今延安路）附近，但没有教室。陈老当时住在美丽园，他把自己的客厅让出，给街童上唱歌课。开始上第一课，孩子们叫喊地唱。后来我用对比的方法，让孩子们辨别正确与不正确的发声方法，并教他们认真学会；学会了回去做“小先生”，去教邻居的孩子，或自己的弟弟妹妹唱歌。这样明确了学习目的后，他们渐渐喜欢上唱歌了……战争打响后，在上海市区有许多救济机构对难民进行收容和救济，其中较大的机构有：由上海市社会局和民间慈善团体合办的上海市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简称慈联会），由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主办的非常时期难民救济委员会和由在沪中西人士组成的上海国际救济会。其中慈联会的影响和作用最大。非常时期难民救济委员会是官方机构。国际救济会由法、英上海领事和工部局及天主教、基督教的知名人士组成，陈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