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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他指挥的第５军已调出了第７集团军，在攻打布雷斯特时其中的几个师被派到了我负责的第８军里。布雷德利还声明，杰罗将接管对特伦发动的新的进攻。

与此同时，我派加菲去阿朗松执行布雷德利的命令并发动进攻。根据布雷德利的命令，我和盖伊商定，如果加菲被杰罗取代，我会用电话告知盖伊“换马”，并延长进攻时间。第二天早晨，我得知杰罗和他的参谋已抵达第３集团军司令部，我给盖伊打电话，发出了我确信是对一个军级部队的最简短的进攻命令：“换马０６００。”

我们得到了第１集团军调出的两个师和两个别动营，以代替我们损失的３个师。与此同时，我通知海斯利普用第５装甲师和第７９步兵师攻打并夺取芒特——加西库尔。这样，我们就可以控制德军在塞纳河上的船舶运输线。

８月１７日，发生了一件非常不幸的事：第１２军军长吉尔伯特·库克少校因循环系统疾病恶化而无法继续指挥战斗了，他曾在集团军从英国向欧洲大陆的转移中担任集团军副司令。这对我俩都是一个巨大的打击。经过一番思索，我接受了医生的意见。库克一直是一名优秀的军人和英勇的指挥官，他坚持指挥战斗，大大超过了其健康状况所能承受的时间。１９日，我决定让曼顿·Ｃ·埃迪少将接替他。埃迪指挥过第９师在突尼斯和西西里的战役以及横渡英吉利海峡的登陆行动。

奥多姆中校在穿过我１６日经过的那片树林时被敌军一个狙击手射伤了。当时，他刚刚坐上吉普车，还没有坐下，就感到心脏上方被击了一下，并听到了枪响，他抬起手，手上沾满了血。他的司机见状说道：“我们得离开这个地方。”然后猛地拐弯，奥多姆差点被甩下来。子弹打到了肋骨上，没进入肺部，要不然他就没命了。他全然不顾伤势，三天后，又回到了战斗岗位上。

１７日是西西里战役结束整整一年的日子。

１９日，我们在第７９师的威奇将军的陪同下前往芒特并察看了塞纳河。我真想命令第７９师渡过塞纳河，可我没那么做，直到得到布雷德利将军的批准。我们乘坐飞机在两次因天气恶劣被迫折回后，经过漫长的飞行，终于在傍晚见到了他。他不但批准了第７９师的横渡计划，还命令同属一个军的第５装甲师沿塞纳河西岸向北进攻，同时第１集团军的第１９军（Ｃ·Ｈ·科利特少将）前往它的左后方。不仅如此，他还批准了我的其他计划，即第２０军在默伦和枫丹白露渡河，第１２军在桑城渡河。显然，渡河成功后，塞纳河和莱纳河将不再是德军的军事屏障。拉别尼斯带领的第１０军团于公元前５５年也从这儿渡过了默伦河。科德曼上校前往瓦恩，带回了我的老朋友、法国集团军的科什兰—施瓦茨将军。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是设在朗格勒的陆军总参谋学校的主要教官之一。我们谈起过去的时光，度过了一个非常愉快的夜晚，其中谈到如果在朗格勒，他会因考虑我现在的做法（根本谈不上教学员去做）而被送进疯人院。他还说，当他听说一个装甲师正朝布雷斯特挺进时，就知道这个师一定归我指挥。我问他为什么法国陆军在１９４０年会一败涂地，他立刻回答道，在那之前的１０年里，法国军队想的、教的、实践的都是防御，根本没有进攻。

２０日，第１５军第７９师的一个战斗队在芒特强渡塞纳河，此时，与其同属一军的第５装甲师开始从卢维埃向北行进。正当该师扫荡埃夫勒的敌军时，它的左后方遭到了一些德国装甲部队的袭击。当时正在埃夫勒的第７装甲师加入了战斗，德军损失了１０辆坦克，被迫撤退了，然而，这场战斗拖延了第５装甲师的行进。

根据我在２０日制定的计划，我把进攻时间定为星期一，即８月２１日白天。第２０军、第１２军将分别向默伦、蒙特罗和桑城同时发起进攻。到那时，谁也无法阻挡我。然而，为保险起见，我定下暗号“普洛斯特”，如果它从电台发出，就意味着“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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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战法兰西（8）

在这样的时刻，我总是有种非常滑稽的感觉。计划在脑子里时似乎很简单，但当我发布命令且一切都随之行动起来后，我知道我已没有回旋余地。我感到忧虑，但像往常一样，我必须告诫自己“不能怕这怕那”。这种情绪很像我参加障碍赛马时的感觉，我总是对比赛极为热衷，但上鞍铃响起时，我又觉得紧张不安。当赛旗落下，赛马开始之后，恐惧就消失了。

进攻开始后，第１２军的埃迪问我，他应予以其右翼部队多大程度的关注。我说这要取决于他的焦虑程度。当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