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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到十字街大排档坐一坐，保证一起喝两杯后，陌生人都会兄弟兄弟地与你相称，不像你们这些广州人这么势利。”

江哥说这话的时候，全不顾及我与他一样都是外省人，被广东人称为“捞仔”，而且还娶了一个与他同乡的太太。

“所以，有点事大家也都会来找我，我也乐得做好人，把房价降到最低，然后拿点回扣，咱们凭什么让日本人赚得不清不楚呢？”

据江哥说，那时他的收入每月平均在1500元左右，虽然这不是什么大数，但在1992年的广州，我在山口商社的工资也不过就500元，而在桂林，据我所知，一般国家机关人员的工资加奖金也就是200元左右。请原谅我过于强调关于金钱的数目，这对于以后的叙述起比较重要的作用，何况现在的确是一个金钱的社会。

我第一次听到江哥，是大学时我的一个同学谈起的，他说，我有一个同乡很能干，在北大，为人很义气，又能赚钱。我问他是做什么的，他说他在北大开了一个书屋，叫什么“未了书屋”，向不认真学习的北大学生出租武侠小说，又开了一个音响屋，替同学复制流行音乐歌曲。当时我就纳闷，在1986年就把谭咏麟、张国荣引进北京倒是有点让人难以想象。　。。

2、王胖&匪鸥：相忘于广州（5）

第二次听到江哥，是在毕业后，还是我那个大学同学。他说：“江哥现在在桂林搞旅游，据说混得不错，如果有什么可以合作的，你只要说你是我的同学，他肯定会帮你的。”我抽空，便给他打了个电话过去。据江哥后来说，当时他正在试图勾引新来的女同事，电话铃响了，江哥自报姓名后，电话里我如此地自我介绍：“江哥，你好，我是王仔，我没见过你，你也没有见过我，我是刘公仔的同学，他告诉我，只要我们能合作，大家都会很HAPPY！”

每次提起这事，我都否定江哥这种说法，因为毕竟我自己还算是一个谨慎之人。江哥听到我并非十分坚强的反驳，也常一笑了之。不过，江哥是一个相当喜欢夸张的人，甚至说有些浮夸。

后来的事情很顺利，我介绍了几个日本鬼子到江哥的那间酒店住了两晚，最后大家每人分了两千元。据说江哥还想勾引其中一个小日本妹，后来成不成功也不得而知。

以后这种生意陆陆续续都有往来。可以说我们电话通了三个多月，彼此还不知对方长成什么样，但是对于很多细节的处理上，我发现江哥非常小心，甚至有些吹毛求疵。比如说，他在报价时，数额总是989元而不是999元或1001元。这一点让我很满意——我突然有想见见他的欲望，而这时，我突然接到他的电话：

“王仔，是我，在广州呢。”

“啊，江哥，什么风把你吹来了。”

“我来广州考托福的，昨天才到，下星期考试，顺便来广州玩玩。”

“江哥，好像我们还没见过面，有空一定过来坐坐。”

“没问题，大家兄弟嘛，我也是想见见你。”

然后却一直没有江哥的消息。

下一次收到江哥的电话，已经是足足两个月之后了。

“王仔吗？是我，在LOBBY。”

我很纳闷，这小子怎么突然又来了。十分钟后，我终于见到了江哥，虽然我在三年前已经听说过他，和他做了三个月的生意，打了几十次电话。不过他不是一个人，另外一起的还有一个瘦子，一个胖子。

“王胖，这是陈宁，这是赵民，我们准备来广州开一个旅行社。”

说是旅行社，其实是一个无牌的皮包公司而已，在桂林，这种地下旅行社只需要一张桌子，一个电话，一个传真机而已，他们被旅游稽查所称为“野马”，即组黑团斩游客的，我有个做导游的女朋友，因此对此也略知一二。

就这样，江哥来到了广州，你来我往一段时间后，我发现江哥与我还挺合拍，一起酒足饭饱后，我问他：“江哥，上次你来广州考托福时，为什么不找我？”

“胖哥，你认不认识孙家骏，村井商社的那小子？”

“啊，认识，在外院，他高我一届。”

“那小子真不是东西，刘公仔介绍他到我的酒店，我又去给他开免费房，又帮他办回扣，白天请他在八桂饭店吃野味，晚上还带他去卡拉OK。他临走时千恩万谢，让我到广州一定找他。结果上次我到广州考托福，找他打招呼，哪知这小子不冷不热，说忙，饭都不肯请我吃一餐，这也算了。后来我说，老孙，我来考托福，你知道广外很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