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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开始衰落后,一位富有思想的英国旅行者还下结论说,土耳其人是“近代唯一起伟大作用的民族”,“如果有谁见到过他们最得意的这些时代,他就不可能找到一个出土耳其更好的地方。”在较早的年代里,在苏里曼一世统治期间,哈普斯堡皇室驻君士坦丁堡的大使、富有见识且观察力敏锐的奥吉尔·吉斯莱恩·德·巴斯贝克也表示过类似的赞美。1555年,巴斯贝克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把苏里曼比作雷电——”他猛击、毁坏和消灭一切挡道的东西。”巴斯贝克不仅对奥斯曼帝国的力量,而且对基于严格的人才制度的奥斯曼官僚机构的效率也印象很深。
17世纪期间,奥斯曼帝国失去了在欧洲人中间的声誉。许多衰败的征兆日益明显起来,其中包括王朝的堕落、行政管理的腐败和军事上的软弱。但当时,欧洲知识分子正被有关传说中的遥远的中国文明的许多详细的报道所强烈地吸引住。这些报道以耶稣会传教士的报告为根据,引起了对中国和中国事物的巨大热情。实际上,17世纪和18世纪初叶,中国对欧洲的影响比欧洲对中国的影响大得多。西方人得知中国的历史、艺术、哲学和政治后,完全入迷了。中国由于其孔子的伦理体系、为政府部门选拔人才的科举制度、对学问而不是对作战本领的尊重以及精美的手工艺品如瓷器、丝绸和漆器等,开始被推举为模范文明。例如,伏尔泰(1694-1778年)用一幅孔子的画像装饰其书斋的墙,而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1646—1716年)则称赞中国的康熙皇帝是“如此伟大、人间几乎不可能有的君主,因为他是个神一般的凡人,点一下头,就能治理一切;不过,他是通过受教育获得美德和智慧……,从而赢得统治权。”
18世纪末叶,欧洲人对中国的钦佩开始消逝,一方面是由于天主教传教士正在受到迫害,一方面是由于欧洲人开始对中国的自然资源比对中国的文化更感兴趣。这种态度的转变反映对1776至1814年间在巴黎出版的16卷《关于中国人的历史、科学和技术等等的学会论文集》中。该书第十一卷于1786年问世,里面几乎仅收录关于可能会使商人感兴趣的资源——硼砂、褐煤、水银、氨草胶、马、竹以及产棉状毛的动物——的报告。
正如欧洲人的兴趣在17世纪从奥斯曼帝国转移到中国一样,到了18世纪后期,欧洲人的兴趣又转移到希腊,并在较小程度上转移到印度。古典希腊人成为受过教育的欧洲人极其喜爱的人.1778年,一位德国学者写道,“我们怎么能相信,在欧洲的导师希腊人会阅读以前,东方诸野蛮民族已产生编年史和诗歌,并拥有完整的宗教和伦理呢?”不过,欧洲有少数知识分子确开始热中于印度文化。欧洲一般公众在这时以前很久就已知道印度,而且,有关德里“莫卧儿大帝”的财富和豪华生活的报道已使他们为之激动。1658至1667年间在德里侍候皇室的法国医生弗朗索斯·伯尼埃,曾对著名的孔雀宝座作了以下描述;我们可以想象出当时的人们对这段描述的反应。
莫卧儿大帝有七张豪华的宝座,一张宝座完全镶嵌以钻石,其余的则镶嵌以红宝石、绿室石或珍珠。……但是,据我看来,这豪华的宝座的最奢华之处在于:支撑华盖的12根支柱由一串串美丽的珍珠环绕着;这些珍珠又圆又明亮,每颗重六至十克拉。在距离宝座四呎的两侧,各有两顶固定的伞;伞杆高七、八呎,伞上镶满了钻石、红宝石和珍珠。这些幸是用红色的天鹅绒制成的,绣有花纹,四周围以珍珠作缘饰。
随着欧洲人逐渐注意到印度人的古代文学,他们对印度及其文明的肤浅认识开始深化。印度博学家不愿意把自己的神圣的学问传授给外国人。但是,少数欧洲人,多半为耶稣会神父,获得了梵语、文学和哲学方面的知识。德国哲学家叔本华(1788—1860年)就象莱布尼茨被中国人迷住那样,着迷于印度哲学。1786年,英国学者威廉·琼斯爵士向孟加拉亚洲学会宣布,”无论梵语多么古旧,它具有奇妙的结构;它比希腊语更完美,比拉丁语更词汇丰富,比希腊语和拉丁语中的任何一者更优美得多。”
六、历史展望中的近代初期
从1500至1763年的近代初期,是前几个时代中的地区孤立主义与19世纪的欧洲世界霸权之间的一个中间阶段。在经济上,这一时期中,欧洲人将他们的贸易活动实际上扩展到世界各地,不过,他们还不能开发那些巨大的本陆块的内地。虽然洲际贸易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但贸易量仍远远低于以后世纪中所达到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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