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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病虫害时该采取什么补救措施。在中国各地,人民正在受到这样一种教育:人类不仅能掌握自然规律,而且往往还能利用这种知识来实现自己的目标。这种为大众所普遍接受的认识的意义还可以证明这种认识是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成就之一。
欧洲的第三大革命即政治革命也正在席卷全球。这种政治觉醒的最明显的表现是在殖民地革命和帝国灭亡中显示出来的民族主义的迅速发展(见第二十七章)。但是,民族主义决不是从西方吹来的唯一的一股风。其他各种主义也正在包围全球,其中包括立宪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和军事独裁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立宪主义曾因民主主义热情的浪潮而流行一时。不过,议会政体在一个又一个国家中向军事独裁统治或马克思主义的一党统治屈服了。应该指出,这种趋势在欧洲也是大有先例的。除捷克斯洛伐克外,中欧和东欧各国到1939年时已处于一种或另一种形式的独裁统治下。当时,出现了与纳赛尔、苏加诺和吴奈温将军酷似的人物——斯托亚迪诺维奇、迈塔克萨斯和毕苏斯基元帅。后三人同前三人一样,之所以能强行建立各自的独裁统治,也是因为议会制度腐败无能并缺乏必要的经济和社会基础。
尽管存在着各种不同的制度形式,但所有新国家都有一个共同的政治特征:民众正在逐渐觉醒并活跃起来,不管他们是否正在正式参加自己的政府。这就是政治革命的实质——上帝注定人类分成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这种古老的观念已不复存在。更概括地说,它意味着用现代主义的合作、知识和主动精神取代传统主义的隔绝、无知和默认。这一政治革命在一位美国记者的下面这段报道中得到了生动、明确的说明,这段报道描述了一位对自己国家的政府显然没有什么发言权的埃及工人。
在一个能俯视埃及南部尼罗河流域中即将建成的阿斯旺高坝工地的高地上,这位记者要一位衣衫褴褛的工人摆好伸出胳膊、指着工地的姿势让他照一张相。
照完相后,记者掏出一枚硬币作为赏金。赏金——一种小费——长期以来一直是埃及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不少上了年纪的埃及人是通过获得一袋硬币来开始一天的生活的。
但是,阿斯旺的这位工人看到记者给他赏金时急忙转过身去,记者同他热情握手、向他再三致谢后,他的情绪才又好转。这位向导解释说,默罕穆德知道他指的是什么,代表什么意思,如果因为他摆了这样的姿势而给他小费,那是对他的一种侮辱。……许多埃及人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了一种民族尊严民一种他们正在为国家做事、为国家尽力的感觉。
民族主义不是民众的觉醒和活跃所采取的唯一形式,这一点从下面这段话中能看出来,这段话描述了1964年6月使尼日利亚瘫痪的总罢工中的一件事情:
“你们有默西迪丝牌汽车开吗?”一位工会领袖大声问道。
“没有!”人群怒吼道。
“你们有大房子住吗?”
“没有!”
“谁去跳舞?谁喝威士忌和杜松子酒?谁悄悄地接受钱财,又造房子,又买汽车?”
一片沉默。
“那么,我们怎么办?”这位领导人大声叫道。
“罢工!”
“大声点!”
“罢工!”人群又怒吼道。
我们可以断定,欧洲的成功是欧洲衰落的潜在原因。一者自然地、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另一者。如果欧洲失去了它作为世界统治力量的地位,其根本原因便是欧洲三大革命在全世界的传播。而且,这种传播的势头正在不断增长,因为它首次影响了人民大众。20世纪以前,只有一个微不足道的有闲阶级加入了西方化的进程。只有这少数人因懂得欧洲语言、了解欧洲文学并到欧洲各国旅行过而理解“西方”的念义。相反,在战后的年代里,越来越多的民众积极地、自觉地卷入了西方化的进程。
这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工厂为他们提供了就业机会,公路使他们不再与世隔绝。但同样重要的是小报、收音机和电影等新的传播工具,它们使书籍和旅行这类旧的传播媒介黯然失色。由于西方化越来越依靠的不是牛津的大学和巴黎的沙龙,而是对乡村广场上不识字但却反应迅速的群众大声播送消息的喇叭,西方化已获得了巨大的推动力。为了动员民众支持革命纲领,新的政权和新的领导人已开始有意识地充分利用这类传播工具。纳赛尔总统说,“的确,我们的人民大多数还是文盲。但政治上的文盲人数加比20年前少得多。……收音机改变了一切。……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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