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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举一动总会招来无数话题，引发正反两种极端的评价，乃至人亡字废后千百年，世间仍有隐约的耳语跟随着她的传说。

按照武后的要求，全国上下书写行文都需要正确无误地使用新字，这当然会给人们的生活造成极大的不便，不过现在倒成了判断文物年代的一个重要依据。如现存最早的雕版印刷品是韩国发现的《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韩国人据此声称印刷术是他们的创造发明，然而经文中却以武周新字书写，中外学者由这一线索考证出这是武周后期洛阳或长安的印刷品，流入新罗，从而了结了这桩国际公案，也算是意外收获吧^_^

对于武后独创文字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民国女权主义运动家张默君曾有诗称赞：“天马行空天运开，天教渊度倚惊才。大周文字分明在，独创千秋史乘来。”评价甚高。然而必须承认的是，武周改字毕竟有违语言文字发展的客观规律，文字的使用和流行，是社会整体约定俗成的契约行为，并不以统治者的意志为转移。强硬的行政命令虽可制约一时，却无法主宰社会潮流的前进方向。武周十七文在武后去世后即逐渐废弃，到了宋代人们已经难以了解实际情况而出现诸多揣测了。唯一保留下来的只有一个字，这个字我们今天还在使用，看样子还会一直使用下去，因为书写中国历史便无法避开这个字，这个人：——曌。

日月凌空谓之“曌”，武后把新造的第一个字作为自己的名字，这个字也成为太后的专用字，禁止天下人使用。

古往今来，的确没有第二个人使用过这个字；它的出现和流传只因为这个人的存在才具有意义。

天上地下，唯我独尊。

神皇武曌。

宣布改名为武曌的同时，太后也下令将诏书的诏改为制，因为诏曌同音，需要避讳。“制”其实也和高宗李治的治同音，但太后此时已准备代唐立周，故此并不顾忌。次日，太后接受了酷吏周兴的奏请，宣布取消李唐宗亲作为皇族的特殊户籍。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她现在只需要一个理由，一个让女子登基为帝的理论依据。儒家教义严厉谴责女人执政是“牝鸡司晨，惟家之索”，道家被李唐皇族尊为祖先，可利用程度有限，剩下的只有佛家了。这也并不容易，要知道那是初唐，就连观音菩萨也是男性造像（要说唐朝女子也真够NB的，在她们的不懈努力下居然活脱脱地把千手千眼的观世音也改造成了女像），不过为了争取女主的支持夺得三教之首的尊号，全天下的佛教徒都在拼命翻书^_^　搜索枯肠的寻章摘句终有所获，在武后爱郎薛怀义及法明等人的辛苦钻研下，将民间弥勒崇拜与佛教经文共冶一炉的《大云经疏》横空出世，从而解决了武后称帝的最后一道难题。

（本节未完待续）

《大云经》的可贵，在于里面明文宣称有一位代表正义和善良的天女“净光”，将根据佛陀的预言化身为女王，统治万民：“佛告净光天女言，天女将化为菩萨，即以女身当王国土。”据说这位天女前生是国王的夫人，后又成为天女，再后当女王，最后成佛，为武后女主正位提供了最直接的理论依据。按照两唐书和通鉴的说法，《大云经》不过是走江湖卖假药出身的薛怀义，本着“有根据要上，没有根据制造根据也要上”的精神，伙同法明等炮制出来的，至少也有重新翻译，上下其手，大肆删改。其实《大云经》十六国时后秦后凉都有译文，近代敦煌石室出土的武周《大云经疏》的残卷，所引经文和后凉的译文并无二致，旧史说法偏颇，几可定论。陈寅恪先生所著《金明馆丛稿二编》中的《武曌与佛教》一文中论述甚详，究其原因大约是此事与薛怀义有关，而面首一向不受史家待见吧。

因此薛怀义的神来之笔，不在于凭空炮制出《大云经》，而在于把民间流行的弥勒崇拜和佛教经文结合到了一起。自从汉明帝时白马东来，佛教在中国生根发芽，至南北朝风靡一时，信者甚众，然而佛教义理幽微，能理解的主要还是高层知识分子，和普通百姓的信仰崇拜并不完全一致。譬如现在人人都知道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逢年过节庙里香火鼎盛，向观音祈求心想事成的数不胜数，但这些人并不见得都是佛教徒，知道佛教经文的就更少。这就是民间观音崇拜和佛教信仰的区别。而在初唐，流行的不是观音，而是弥勒，李世民小时候生病，李渊就有为他镌刻弥勒造像祈福。按照佛教经典，“弥勒”梵文义为“慈悲”，　将下生人世（“阎浮提“），彻底普救众生，是在将来继承释迦牟尼佛位的“未来佛”，和净光天女并没有什么关系。在正统的佛教理论中，弥勒直到现在也没有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