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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受他妻子的影响。大唐版图在高宗手里达到了最大，人们则归功于是他父亲留下的铁骑雄师和天才将领，却忘了隋炀帝从父亲杨坚手里继承的帝国更加繁荣富庶，却不到20年就玩完了。并不是要否认高宗朝的辉煌有这样那样的外部因素，但高宗本人决策国事、破格用人的作用被完全忽视，显然有失公允。如果他身后没有武周革命，也许世人对他的评价会高得多吧！

不过高宗在历史上的名声虽然不好，名号还是蛮威风的，既是“天皇”又是“大帝”，非常国际化。（印象之中，除了他似乎只有东吴的孙权才被称为吴大帝。）高宗留下的《大帝遗诏》是这么说的＇1＇：

天下至大，宗社至重，执契承祧，不可暂旷。皇太子可於枢前即皇帝位，其服纪轻重，宜依汉制。以日易月，於事为宜。园陵制度，务从节俭。军国大事有不决者，兼取天后进止。

除了一些例行说辞，最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军国大事有不决者，兼取天后进止”一句。这样的做法极为罕见，对比高祖和太宗遗诏就能发现其中的奥妙：

军机急速，小殓既竟，嗣子宜於别所视事，军国大事，不得停阙，寻常闲务，任之有司。其服轻重，悉从汉制。以日易月，於事为宜。其园陵制度，务从俭约。——高祖遗诏

宗社存焉，不可无主，皇太子即於柩前即皇帝位，依周汉旧制，军国大事，不可停阙，寻常闲务，任之有司。——太宗遗诏

无论是高祖还是太宗遗诏，都有这么一句“军国大事，不得停阙，寻常闲务，任之有司。”表示大丧期间平常事务可由百官自行处理，然而军国大事的处分事关君权，不可轻易委人，仍由已成年的嗣皇帝亲自处理。在高宗遗诏中出现这句极不寻常的“军国大事有不决者，兼取天后进止”，当是皇太子监国期间表现不佳，高宗担心他当此内忧外患控制不住局面，所以刻意如此安排，但也表现出高宗对武后掌国执政能力的欣赏和认可。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对她的信任仍然没有完全消失，不管是作为妻子，还是作为政治伙伴。

然而单凭这句话仍然不能让武后正式全面的掌政，从字面意思来看，这里仍有两重限制：其一是指军国大事；其二须是在嗣皇帝不能决断的时候，才有必要听取太后的意见。不过这限制被全朝唯一的顾命大臣裴炎打破了。在12月7日高宗死后第3天，裴炎上奏，以嗣皇帝尚未正式受册为帝，也未听政，故请求在这样的非常时期，宰相议政向天后奏议，由天后宣令于门下省施行：

十二月丁巳，高宗崩，太子即位。未听政，宰臣奏议，天后降令于门下施行。——《旧唐书*裴炎传》

裴炎这一奏议完全没有先例可循。太宗皇帝兵变即位固不用说，太宗病逝于贞观23年5月26日，皇太子李治直到6月1日才正式受册，从来没听说这期间就不能发布政令的。裴炎以此为由，上奏凡是宰相奏议都报知太后决断，完全绕过了嗣皇帝，也突破了遗诏中“军国大事有不决者”的限制。裴炎经章怀太子案后受到武后赏识，迅速提拔为门下省长官侍中，双方一直关系不俗。而哲太子监国期间的失望表现大臣们都看在眼里，裴炎辅政大概和哲相处得也不好，对于裴炎来说恐怕更愿意在一直和他合作愉快的武后手下做事，而不愿意侍候脾气又臭又硬又没本事的李哲了。从日后事态的发展来看，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裴炎的这次奏议正是武后和他政治交易的一部分。裴炎是高宗指定的唯一顾命大臣，众宰相老的已经死得七七八八，新提上来的资历浅官位低，裴炎说话隐然有一言九鼎的力量。哲当然不乐意，但他还没有正式即位，大臣们都不买他的帐，只能任人摆布，但对裴炎的憎恨自是又深了一层。

武后现在终于得到了正式的单独处分政务权，几日后中宗正式受册为帝，但武后仍以皇帝尚未守丧期满为由继续把持国政。然而嗣皇帝并非幼儿，先皇遗诏中也并未委托太后临朝称制，所以武后并没有取得历朝太后代幼年皇帝临朝称制的合法权力，而只能依靠顾命大臣裴炎的配合走一步算一步。按古中国的政治传统，太后称制是指皇太后受先帝委托，代年幼的皇帝履行君权，太后临朝听政，自称“朕”，且以皇帝“制诏”的名义发号施令。武后这两个条件都不具备，名不正言不顺，只能与宰臣沟通别出蹊径，中宗未正式受册前4天宣“天后令”，受册后而守丧期未满则假“太后令”，但也只能拖延一时。皇帝守丧为“以日代月”，最迟新年一到嗣皇帝丧服一满，她就必须归政皇帝。也就是说，在12月30日之前她必须做好所有准备，让中宗完全没有任何翻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