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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来维持家庭其他六口人的生活是十分艰难的。于是，祖母决定让8岁的父亲和10岁的伯父陈邦光替富裕的大户人家养牛为生；五年后，13岁的父亲跟随四叔母到马来亚太平埠，15岁的伯父跟亲戚到泰国北汶浪，开始了他们幼年的漂泊生涯。当时海南岛的文昌和琼海侨乡，穷人家庭为求生存大都选择出洋谋生。

几块光洋（银元），搭乘木帆船海上漂流一周，父亲便踏上了马来亚这块寻梦的土地。在亲戚的帮助下，他开始在马来亚太平埠的济文咖啡茶馆打工。1928年，他在马来亚怡保合力和美国福特汽车修理行学电工、学开车；同年，又在马来亚的怡保汽车站开商车。这一段经历，为父亲后来的回国参战打下了汽车机工技术的基础。一年之后，他又回到太平埠济文茶馆，后到合美咖啡茶室继续打工谋生，一直到1939年5、6月间。这一期间，合美店的海南籍华侨为数不少，谢川周就是其中的一位。十四年下来，父亲省吃俭用，除每年寄钱回家救济母亲生活外，还有了些积蓄。

1939年已27岁的他，按四叔的意图正准备策划和一位福建籍老板的独生女入赘成亲之事。这时，中国国内日军侵华烽火漫天，国家处于危急存亡关头，爱国侨领陈嘉庚先生号召南洋爱国青年，参加南洋华侨机工服务团回国抗日。父亲目睹热血沸腾的南洋青年一批又一批回国，感到国难当头匹夫有责，便不顾家人的劝阻，果断地中断这桩婚事，于7月中旬从马来亚太平埠赶到新加坡，加入了第八批回国机工的队伍。他在得到陈嘉庚先生的接见和鼓励后，在《再会吧，南洋！》的悲壮歌声中告别了亲人，乘“丰祥轮”经三天三夜的海上航行，从安南（越南）的西贡上岸，然后转乘火车经河内，于同年7月27日抵达中国昆明。他被安置在昆明西南运输处潘家湾训练所步汽教练队，经过几个月的步兵和驾驶训练后，被编入西南运输处汽车运输队华侨义勇队第九大队二十六中队第六班当驾驶兵（车牌号：4486；6人为一班，班长：李家春；驾驶兵月工资：36元国币）。第九大队于1939年12月27日启程到达芒市后，接收第十二大队新车，承担军火物资运输任务，驻扎芒市，主要运输路线是腊戍至芒市，遮放军火库至保山。当时，每个机工都要过翻车、疾病和空袭三道生死关。1940年10月，滇缅公路被封锁了三个月后重新开放，此时，正是滇缅公路运输高峰期。年底（11月），第九大队从芒市（遮放）调来保山，和第十一大队合编成第十五大队，驻扎保山永保书院。主要任务是在保山至芒市和保山至昆明之间运输军火。1942年3月，调到缅甸的八莫（Bhamo），在军事委员会中缅运输局汽车运输队华侨第三大队十一中队承担抢运军火任务（车型：雪佛兰，底盘号码：4394；引擎号码：B32AF1147959；牌照号码：B33）。4月29日腊戍失守，滇缅公路中断。

1942年5月3日下午接命，华侨第三大队抽调人员组成义勇队，两小时后开始炸毁八莫的军火库和所有汽车，以防我军撤退后军火库落到日寇手中。完成任务后，他们最后一批从缅甸八莫步行20多天撤回国内云南下关，沿途从密支那经腾冲至保山瓦窑，穿过怒江和高黎贡山，全程约1500华里山路，平均每日行60华里。一路上，他们因饥饿、蚊虫叮咬，还有日寇飞机的轰炸，伤亡惨重。到达下关时，几百人的义勇队，活着的官兵只存144人。1942年7月13日，这支队伍在大队长雷震阳的带领下，继续撤回昆明，到华侨第二大队报到后，在昆明石塘山（现昆明近郊８公里处的昆明陆军学院）接受步兵和煤碳车驾驶训练三个月。1942年12月，父亲加入中国远征军炮三旅赴印度，参加中国入印远征军，后改编为中国驻印军（Chinese　Army　In　India　简称CAI）。1943年1月，在中国驻印军炮四团三营七连任上等兵（海南琼海籍南侨机工王云峰同在炮四团）。期间，他到盟军大本营——美国设在印度东北部的兰姆伽训练基地汽车学校训练，一星期后拿到毕业证（派司），先留下担任三个月的助教，再回到七连。1945年4月25日，缅北反攻胜利会师芒友后，他回国到昆明，再调到贵州麻江休整和运输抗战物资（注：兰姆伽是印度东北部比哈邦的一座偏僻小镇，美国人在兰姆伽开设了许多军事技术学校，所有教官都是美国人，训练内容按照美国西点军校的军事教程进行。炮四团是一支重炮部队，归中国驻印军总指挥部史迪威及其参谋长柏特诺管辖。1944年元月反攻开始后，该团曾分别以一部配属孙立人、廖耀湘指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