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部分(第2/4 页)

因受阻于滇王而未通。但这仅是官方的失败。事实证明，张骞估计的这条道路是存在的，并未因官方的失败而发生阻塞。相反，正因为西汉政府企图将这条道路置于中央管辖之下，而且使用了军事力量，这给西南夷部族利用蜀滇缅印的贸易交通带来了威胁，因而“杀略汉使”，莫使通。加上当时西汉政府集中了主要精力去平服匈奴、开辟西北道路，故不可能面面俱到。

这条西南通道，由于两汉时期未得到政府的开发和建设，而且它途经云贵高原，山险水恶，地形复杂，山区“蛮夷韶族”之间常常发生攻杀械斗，使商路显得不够安全，交往关系也欠稳定。但这条道路上流通的货物品种却是相当丰富的，不失为一条重要的国际贸易通道。由巴蜀经此道输出的，当以蜀布和丝织品为主。因为据《史记·西南夷传》载，当时徼外各部族，以及滇黔境的夜郎等边邑小国，生产力还相当落后，“皆贪汉缯帛，以为汉道险，终不能有也”。因此，由巴蜀出塞的商贾，一定携带了大量的缯帛，此外还有竹杖、蜀布、铁器等徼外珍稀物品；输入中国的，则多为缅、印甚至伊朗一带的物产，比如琥珀、翡翠、宝石、珍珠、琉璃、象牙等，珊瑚可能产自红海沿岸。

这条商道的另一特点是，它进入缅甸后，即分为陆海两路，同时西往，与印度南北境以至阿拉伯开展交往。《后汉书·帝纪》：永元九年“永昌徼外蛮夷及掸国重译奉贡”，这是中缅关系史上的第一块丰碑。《后汉书·西南夷传》载安帝永宁元年“掸国王雍由调复遣使者诣阙朝贺，献乐及幻人……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掸国西南通大秦”。不论这里的“大秦”所指是印度还是罗马，至少说明这条道路上已经有了中西之间文化上的交流。

汉代对外通商最为有声有色的舞台是在西北地区，亦即当时的西域。

从以上所论中可以看出，汉代中原与东北、东南、西南三个方向上的域外民族所开展的商业交往关系，一般来说都具有较深厚的历史基础，而且在秦汉之前就曾经出现过不同程度的繁荣，史书上也有较明确的记载。但在西北方向上却不太相同。中原对西北地区（塔里木盆地周围、天山南北麓、帕米尔高原直至伊塞克湖以西以北的广大地区）具体情况的正确了解和直接的接触，严格说来开始于西汉初年以后，而史书上的明确记录则更晚，乃起于张骞通使西域之时。在此以前，虽然也有一些记载，见于《山海经》、《竹书纪年》、《尚书》等古书中，但多带有神话传说的色彩，不够准确可靠。不可否认，《穆天子传》的传说有一定的真实性背景，《逸周书》记有大夏、莎车等地以其骆驼等物产输往内地的情况；古时新疆地区盛产的玉石，深受中原欢迎；战国时期中原出产的青铜器和丝织品也在阿尔泰地区被发掘出来。秦汉以前，故居河西一带的大夏、月氏、乌孙等，都很可能与中原地区有过某种经济、文化上的联系。但所有这些交往和联系，都是比较稀疏的，或者是间接的，是经过了长时间、多层次的过滤才达成的。即使是民间的往来，也远远不及其他几个方向上那样活跃、稳定和持久。此外，这些联系在公元前2世纪中叶之前，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任何形式的商业或交通都“没有得到繁荣和畅通”［69］，甚至连重要的信息也未曾得到传播，匈奴与月氏人多年的残酷战争，迫使月氏举族西迁，这样重大的政局变化，也是迟至汉武帝时，才从匈奴降人的口中得知的。因此，从系统的观点来看，这一时期中原与古代新疆地区尚未形成一个完整的统一体，中西交通也只是处于萌发或者畅通前的准备阶段。

虫工木桥◇BOOK。◇欢◇迎访◇问◇

第19节：第2章汉代社会对外开放的经济基础（9）

公元前139年，张骞奉使西域，凡十三年。在此期间，他深入匈奴王庭，了解了大量有关匈奴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状况，含辛茹苦地亲身探明了中原通往西域的南北二道。更重要的是，他以耳闻目睹的生动报告，向汉朝宫廷及中原社会传达了葱岭东西诸游牧部族、城郭诸国的详细情况：那里有大月氏、乌孙、康居之属，虽有强兵，然可赂遗设利，使之入贡中国。若以义属之，则中国可以地广万里，重九译，致殊俗，威德遍于四海。也就是说，若利用西域诸国与中原生产、生活水平的差距，将内地的商业活动向西北方向扩展，必可给中国带来政治、经济方面的巨大利益。刘彻对此颇有领会，在取得对河西的军事控制、基本解除匈奴边患之后，即派张骞复访西域。这个队伍有三百余众，马六七百匹，牛羊万数，所装载金币丝帛，价值近亿。名为使团，实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