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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会等，以为今日已届生死关头，惟抵抗足以图存，除全国一致奋起与敌作殊死战外，则民族别无出路。……切冀中枢毅然决然，从事抗战，用以至诚，吁请钧府钧部，领导全国，矢抵抗之决心，争最后之一着。国家不亡，公理不诬，则奋起景从者，必不仅属部属会也。时不我待，惟实利图之，迫切陈词，伫候明教。”＇《李宗仁回忆录》，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68～469页。＇

6月4日，国民党西南将领数十人，由陈济棠、李宗仁领衔，再度发出“支电”表示拥护”冬电”内容，并成立军事委员会和抗日救国军，表示誓率所部“为国家雪频年屈辱之耻，为民族争一线生存之机”。“两广事变”使全国震动。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负责人，就“两广事变”发表谈话指出：“关于西南出兵北上抗日的行动，是直接对于日本大举进攻华北的一个回答。这一行动说明什么，说明全中国四万万同胞以及广大白军部队是不愿做亡国奴，而决然地发动抗日的民族战争了。”“苏维埃政府对于西南这次出兵抗日的行动，表示热烈欢迎。苏维埃中央政府郑重声明，愿意与西南以及一切愿意抗日的武装部队立即进行紧急谈判，来共同商讨抗日作战大计，成立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正式进行对日作战。”＇《红色中华》1936年6月13日。＇

但是，蒋介石一面派军队准备讨伐，一面派人入粤收买陈济棠的部下，终于以武力威胁和分化利诱手段将其瓦解。

日本在华北的扩张，严重危及英、美帝国主义在华北地区的经济利益，加深了日本与英、美之间的矛盾。

1936年之后，日本不仅在青岛投资远远超过英、美，而且在英、美势力比较集中的天津，其投资额也超过了英、美。因此，日本与英、美之间因争夺华北地区的经济利益而发生的利害冲突，使英、美对日态度逐渐有所改变。

在国民党内，长期存在着以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四大家族为代表的英、美派和以汪精卫为代表的亲日派。英、美与日本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也就影响国民党政府的对日政策，促使英、美派及亲日派之间的对立分化。

1935年6月，国民党政府颁布“邦交敦睦令”，遭到全国人民反对。国民党内的英、美派分子利用人民群众对媚日外交的愤怒情绪，提出了异议，并乘机组织反对亲日派的活动，迫使汪精卫提出辞职。由于蒋介石的“慰留”，汪虽又复职，但两派之间的斗争仍在继续发展。

1935年11月间，亲日派头子汪精卫被刺伤。同年12月，蒋介石取代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长，各部部长也换上了英、美派的人选，亲日派在国民党政府中的地位大大下降。英、美派的势力和影响在扩大。这一切推动国民党政府不得不开始改变其对日政策。正如毛泽东同志所分析，“中日矛盾变动了国内的阶级关系，使资产阶级甚至军阀都遇到了存亡的问题，在他们及其政党内部逐渐地发生了改变政治态度的过程。”

二、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在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华北实行军事扩张和经济侵略，民族资产阶级抗日倾向不断增长，国民党内各派系在对日问题上进一步分化的情况下，中国国民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于1935年11月12日至23日在南京举行。到会中委103人，代表405人。阎锡山、冯玉样经蒋介石邀请与会；两广的陈济棠、李宗仁等，经考试院长戴传贤前往商请派代表参加。

会上，由孙科、张继分别代表中央执、监委员会作会务报告，蒋介石先后作政治、外交报告，何应钦作军事报告。蒋介石在关于对外关系的讲演中称：“苟国际演变不斩绝我国生存民族复兴之路，一切枝节问题当为最大之忍耐”，“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决不轻言牺牲”。＇《革命文献》第76辑，第250～251页。＇

这表明，国民党当局对于中日妥协仍抱有一定幻想，没有完全放弃这方面的努力。但蒋介石又声称，“和平有和平之限度，牺牲有牺牲之决心”；著到了和平绝望的时期与牺牲的最后关头，则“当听命党国，下最后之决心”，并将“抱定最后牺牲之决心，而为和平最大之努力，期达奠定国家复兴民族之目的”。＇《革命文献》第76辑，第250～251页。＇

这些又反映了国民党同日本帝国主义矛盾的加深以及对日政策的一些变化。

大会接受了蒋介石提出的外交方针，并“授权政府，在不违背方针之下，政府应有进退伸缩之全权，以应此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