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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被绞死。

在“狼｜穴”希特勒头部所受之伤显然不轻。他的右耳失聪，双眼不断向右方跳动。当晚，他在外边漫步时，两次走离了路。卡尔·勃兰特医生要他卧床休息几天，但元首不听。“不可能的。”

他要做的工作太多了。另外，让外国客人看见一个如此健康的人竟然卧床，这会是荒谬可笑的。

次日，尽管耳痛不止，他坚持到邻近的一家陆军医院去探望受伤的军官们。两人濒临死亡。施蒙特将军伤势严重。希特勒非常关切，向两位海军人士（他们同住一室）普卡梅尔和阿斯曼倾诉衷肠。他坐在阿斯曼的床沿，对他们成了此次阴谋的受害者表示遗憾。“这些先生们惦念的是我，只有我。”

然而，他再次奇迹般地死里逃生。“这是命运要我完成分配给我的任务的一个迹象。难道你们不这样认为吗？”

他说，７月２０日，这天“只能证实这个信念，即，上帝唤我去领导德国人民——不是向最后失败而是朝最后胜利前进。”

随着时间一小时一小时过去，希特勒的耳痛也越来越厉害；莫雷尔医生只好请范·埃肯教授前来。他是柏林有名的眼耳鼻喉专家，１９３５年曾给元首的喉咙动过手术。由于这位教授不在家，只好从邻近一家陆军医院请个眼耳鼻喉专家来。他是埃文·吉辛医生，在自己开业前曾在埃肯教授的医疗室工作过两年，医术也颇高明。吉辛医生发现，元首的耳膜已经破裂，内耳也受到破坏。但，他说，如果中耳不发炎，情况就不会变得很严重。

正在此时，莫雷尔医生气呼呼地来了。在尖锐地斥责吉辛，说他未首先向他报到，生硬地对他说，“一个军官只能向他的上级报到，而不是向一名文官报到。”

希特勒虽然听不太清楚他们在吵什么，却注意到了莫雷尔的怒气。“得啦，我亲爱的教授，别再吵啦”他抚慰着。“吉辛当过范·埃肯的助手，他告诉我，如果流血不止，明天他便给我施个小手术，灸灸耳膜。”

莫雷尔先生说要打一支止血针，却又不太愿意派人去柏林取药，因为药方是他的对手开的。

希特勒虽然坚信他的右耳再也听不到东西了，但他的情绪还相当不错。他还像鸡吃食似的用打字机给“小丫头”写信——这是他对爱娃·勃劳恩的爱称。这封信还有被炸后的兵营的一幅草图。他告诉她，他很好，只是有点累。“我希望能早日回来，把我交给你，好让我休息休息。我非常需要安静。”

她立刻回了信（用的是有她的姓名之第一个字母组成图案的信纸）说她很是忧郁。”

得悉你险遭暗算，我痛不欲生。”

她声言，如他身遭不测，她就活不下去。“从我们初遇时起，我就立誓跟随你走遍天涯海角，即使死后也是如此。你知道，我的整个生命的意义就在于爱你。”

７月２３日，盖世太保的调查人员偶然在一间被炸毁的房屋废墟中发现了不少日记，证明卡纳里斯海军上将及其他重要官员与此次政变有关。卡纳里斯海军上将以及前经济部长沙希特被捕。开始时，希特勒怎么也不相信，如此高级的人物——且又如此众多！——竟会与政变有关。他原以为只有一小撮卖国者；上述发现无疑是对他这个信念的一个打击，而他也因此受到伤害。“我生活中充满了忧愁，是如此沉重”他对特劳德尔·容格说，“只有一死才能解脱。”

另一个秘书听见他在斥责自己的爱犬，原因是它不听话：“看我，看我的眼睛。你是否像我的将军们一样，也是个叛徒？”

次日上午，他在形势分析会上宣布，英国人支持过施道芬堡，他试图让听众相信，搞阴谋的人并不是很多。“重要的是要向全世界宣布，军官团的绝大部分人都与这些猪猡们无关。”

应在报上强调，本德勒大街的指挥官们，拒绝与一小撮叛徒同流合污，当场处决了４名叛徒。“我太像是个心理学家了”他说，“居然看不到有一只神手，在对我们最有利的时刻，把身上带着炸弹的人引到这里来。如果我和所有人员都被炸死，那才是真正的灾难呢。”

根据希特勒的指示，戈培尔向全国发表了广播演说。这篇讲话很精彩，既激烈地指出此次事件的教训，又激动人心。

他把施道芬堡描述成一个魔王，跟他走的不过是一小撮军官而已，根本不能代表整个陆军。他攻击施道芬堡，说他与西方盟国勾结，共同密谋。他举出４条证据：在他们的报纸中，不断提到有一群德国将军在反对希特勒；使用了一枚英制炸弹；施道芬堡与英国贵族的关系；在炸弹爆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