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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他现在再三表示要跟着我学修养，跟着我读书，他自己不愿回去，你们也不要强迫他回去。’”……⑧

人们对于那些摇唇鼓舌、言不由衷的人，爱用“阴阳怪气”来形容，我看用它说明蒋介石的这副腔调，是毫不夸张的。不过，作为领袖，竟然说假话（也正象李志刚所说的：“鲍文樾看到明明是蒋不让张回去，反说张自己不愿意回去，就很生气，对我说：‘我从此不再与蒋共事，也没有再同蒋谈的必要。’于是他就单独地先回去了。”⑨），竟然气量如此狭小，这确实不能不使人惊讶。鲍文樾为此决定终止他与蒋的会谈，并发誓从此不再与蒋共事。

这以后，在西安虽有杨虎城鼎力千钧，为救张做了大量工作，更有周恩来力挽狂澜，极力维护西安“三位一体”的团结，使由西安事变而形成的抗日民主运动的新的革命形势，仍然保持着高涨的势头。但是，我们也不能不遗憾地看到，这以后不论是在南京还是西安，也都还有风波，有逆流，有动荡，事态的发展并不尽如人意：

……当潼关谈判正在进行之际，西安内部在蒋介石的军事压力下，在和与战的问题上发生了日益加剧的意见分歧。

在一月的最后几天，主战派的活动更为激烈。二十七日晚，应德田、孙铭九、苗剑秋等人要求红军代表团派红军帮助他们打仗。代表团再三向他们解释，打仗对营救张学良不利，只要三方面团结一致，保持这个强大的力量，张学良总会回来的。苗剑秋听到代表团不主张打仗，就大哭大闹，说：“你们不帮助，我们也要打”，“是否你们看着我们让蒋介石消灭掉？”甚至威胁说，“你们不帮助我们打仗，咱们就先破裂”，等等。孙铭九一面哭泣，一面在周恩来面前长跪不起。就这样一直闹到后半夜。最后，代表团答复说：“这个问题很重要，容我们好好商量一下，明天再答复你们。”

……三十一日晚，杨虎城、于学忠、王以哲、何柱国、周恩来，分别代表十七路军、东北军和红军，在王以哲家中举行最高军事会议，最后决定和战大计。会议由杨虎城主持，于学忠首先发言。他根据当时内外夹攻、腹背受敌的形势，认为不仅不应打，而且也不能打。王以哲、何柱国都表示同意。杨虎城虽然派人和顾祝同谈判，但是没有放弃必要时不惜一战的打算，这时在会上既看到东北军方面三位将领都主和，也就表示十七路军仍愿与东北军一致行动，同意和谈。最后，周恩来发言说明红军方面的态度，大意是：红军方面原来坚决主张和平解决事变，以后东北军、十七路军两方面有许多人坚决主战，为了团结，红军曾经决定只要东北军、十七路军两方面一致主战，红军也可以保留原来的和平解决事变的主张，参加作战。这次会议两方一致主和，红军方面当然是赞同的。于是会上作出了坚决促进和谈成功的决定。

……但应德田、孙铭九等人坚决反对继续和平谈判，认为王以哲、何柱国主张继续和谈是想投靠南京政府，他们是“叛徒”，应该除掉他们。二月一日的晚上，西安街上出现了应、孙等张贴的“除奸”标语。当日深夜，应德田、孙铭九等拟定了捕杀王、何的计划……

当时王以哲卧病在家，于文俊率队闯进王家，在卧室将王杀害。何柱国和于学忠、董英斌等因事先避入新城杨虎城公馆，经杨保护，得免于难。

当天下午，东北军代参谋处长邓玉琢拟就东北军、十七路军全线即日出击的合同作战命令稿送杨虎城、于学忠签发，一面用电话联系前方将领预作准备，但前方将领均不接电话。

二月三日晨，东北军前线部队自动撤出渭南前线，渡过渭河开到高陵，刘多荃师且有一部掉转枪口，开回临潼，向西安方面警戒，声言为王以哲复仇。应德田、孙铭九、苗剑秋等闻讯，不知所措，惊恐万状。为了避免事态扩大，尽可能减少损失，以利于团结抗日，周恩来一面对应、孙、苗的错误行为进行严厉的批评，一面与杨虎城，于学忠等商量，冒着袒护少壮派的嫌疑，派刘鼎把他们三个人送往三原红军驻地。杨虎城也在周恩来支持下，用军事力量迫使东北军卫队团撤离西安。这样，才避免了一场东北军内部大规模的互相残杀。

应德田、孙铭九等出走后，东北军部分老派将领刘多荃等将于文俊杀害，祭奠王以哲。事变后提升为一○五师第一旅旅长的青年将领高福源，对于西安“三位一体”的局面的形成有不可磨灭的功绩，他根本没有参与二·二事件，也被刘多荃下令杀害。

红军代表团闻知王以哲被害，当即派中共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书记刘澜波去渭南，向前方将领说明中共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