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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秩序的重建》时说道，从更长的历史范畴看，不同地区的此消彼长是很正常的。在中国与*世界空前繁荣的时候，西方世界正在黑暗与沮丧中不能自拔，这并非自欺欺人或是狂妄自大，而是提醒我们自己：不管我们是先进还是落后，我们都是更宽阔的历史长河的一部分，我们共同构成了我们的世界。文明是流动的，我们永远处于彼此学习的状态之中，保持自尊与学习的热情，是我们获得进步的基本素质。

而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正身处一个类似于1890~1930年间的美国的状态，它的混乱程度与蕴涵的机会都极度相似。现代美国的模型在那时建立，主要的机构，包括《纽约时报》、《时代》、《纽约客》都是在那时走向成熟的。今天的美国人在享受那两代人的遗产。所以，令我感到激动的依旧是，我们或许无法立刻享受到类似美国今天的物质的便利，却被赋予了写入历史的机会。时至今日，我们记住的，依旧是亨利·卢斯、普利策，而非今天的《时代》杂志的主编。我们中的很多人，都有可能成为历史的真正缔造者。

最后，我想以托克维尔一段话作为本章结束语。这段出现在《论美国的*》序言中的话是如此空洞，今天读起来却仍令人鼓舞，并将继续鼓舞后来者：“我们从哪里能获得比这更大的经验和教训呢？我们把视线转向美国，并不是为了亦步亦趋地效仿它所建立的制度，而是为了更好地学习我们的东西；更不是为了照搬它的教育之类的制度，我们所要引以为鉴的是其法制的原则，而非其法制的细节。法国的法制，可以而且最好是应当不同于美国的法制，但是美国的各项制度所依据的原则，即遵守纪律、保持政权均势的原则，实行真正自由的原则，真诚而至上地尊重权利的原则，则对所有的共和国都是不可或缺的。”

今天我们正在给予物质力量以过多的关注，并误以为物质积累就是大国的标志。衡量一个大国一个简单的标准在于，她是否在国际关系上拥有足够的权力。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基于这个社会中的不同群体对未来是否都怀有某种期待，他们之间会有争吵、辩论，其中一些团体是出于短期利益，而同时有一些群体是为更长远的利益着想，显而易见的是，一个丧失了远景、过分庸俗化的社会是没有前途的。

尚待成熟的国家（1）

我们的讨论是在一片“抢劫”的呼喊中嘎然而止的。那时，我们坐在世贸天阶下一家咖啡馆的户外椅子上。夜晚十一点，长250米，宽30米，耗资亿元的巨大屏幕已经停歇了下来，之前它一直在放映一段海底景象，一条巨大的鲸鱼在我头顶上游来荡去。

“全北京，向上看”，我记得一年多前在航空杂志上读到这个地产项目的反感。地产商，就像二十年前政府一样，正在按照他们的审美来塑造中国的城市。他们追逐的显而易见的“先进”。于是，除去两旁的商铺与写字楼所构造的商业街，投资人决定架起这块电子屏幕，它被形容成“亚洲首座、全球第二大规模的电子梦幻天幕”，仅次于拉斯维加斯的同类产品。“这样大胆的商业构想，让我直观的看到了来自亚洲的经济光辉，这样富于时代意义的规划，对于设计师而言，足以激发出无限的创作热情”，特意从好莱坞邀请来的设计Jeremy　Railton说，“世贸天阶的天幕虽然规模上位列之后的世界第二，但是所动用的最先进的技术，却远远的超越了拉斯维加斯的天幕，从技术角度讲，世贸天阶天幕是全世界的第一。”

和Jeremy　Railton的热情相匹配的是，商业街上的林立的国际品牌的专卖店，那家叫“金钱豹”的高级餐厅，和以“时尚集团”命名的一座写字楼——这家出版机构是中国消费时代的倡导者，旗下拥有几十本不同类型、但内容却惊人一致的杂志，它们都以介绍欧美的高级时装、泰晤士河旁的高级餐厅、汤姆·福特的纽约新专卖店、和一款昂贵的打火机为主业……杂志的封面上总是西方主流媒体最流行的面孔——与世界同步的渴望弥漫在每一个页码中。两位创始人在一个破烂的四合院里开始了他们的故事，他们将舶来的标签变成了这一代中国中产阶级的生活希望——消费激发他们奋斗的欲望，也是抚慰他们忙碌的内心。

每个夜晚，很多穿着随意、满头灰发的老人家在这个屏幕下散步、聊天、逗弄孙子，看着那条鲸鱼的一遍遍重复的游弋。他们来自附近的居民区，这些居民楼夹杂在世贸天阶、新城国际、财富大厦这样的钢筋、玻璃结构中。老婆婆或许这辈子也不会去喝一杯45元的卡布其诺，但她们与身旁餐馆里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