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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还是体制外力量的推动？陆建华用“先有蛋，还是先有鸡”这个比喻来形容这两种早已纠缠在一起的关系。有一点却变得愈发清晰起来，即观念层面的争论仍很必要，正确的观念将帮助我们减少走向错误方向的几率。但同样重要的是，我们该如何避免过分沉溺于意识形态层面上的表述，如北京大学法学教授*所说的“在技术层次上推动改革”。这也同样是陆建华所说的，如何用新的角度、新的话语体系来替代旧的思考方式。

在这种意义上，*相信司法制度的专业化很可能是推进中国下一步改革的最重要力量，当无所不为的国家权力消退时，司法制度是新的价值判断标准，*对于“*官会议”在20世纪80年代末至今的台湾转型中所起到的作用感慨不已。在经济学家呼吁建立“法治市场经济”是经济改革新动力时，作为法律领域最重要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的*强调，在一个发展失衡的社会中，“司法乃社会正义的最后防线”，而司法制度的改善与建立是“一场与*、社会堕落间的赛跑”。在过去的几年间，*一直为长期滞后的司法改革而惋惜，他相信更为专业的知识将有助于改变“权力的运转机制”。有着中国知识分子少有的亲和与尊严感的*对于未来充满乐观，他对于更多的专业人才进入最高法院而感到兴奋。

而杜钢建则渴望用20世纪80年代始兴起于英国与新西兰的“新公共管理运动”来推进中国的政治改革：“要把行政改革看成是政治改革的内容，在中国的条件下有它的独特的意义，这就是行政吸纳政治的问题、行政*化公开化的问题，包括地方自制的体系，通过行政改革推动*化建设，这是中国目前切实可行的一条路。”作为过去几年间最重要的行政改革专家，杜钢建是深圳行政制度“三权分立”制度重要设计者之一。尽管“三权分立”并非如《金融时报》所称的“1949年以来，中国政府最重要的改革”，因为这并非西方意义上的三权分立，“但这仍是非常重要的进展，因为在中国，任何行政上的改变，都可能触及到政治的核心。”杜评价道。　txt小说上传分享

在渐进中变革（7）

在过去的24年中，我们对于改革进程的看法带有“想当然”式的浪漫主义成分，没有一种单独的力量可以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也不存在抽象或铁板一块的政府及市场，它们都是由共同的利益但又彼此冲突的小团体组成。我们也很容易被表象所迷惑，媒体太容易被某种符号化的东西所迷惑，比如哪位企业家成为了政协主席，什么地方实行了新的选举制度，或是故宫中开设了星巴克咖啡馆，而事实上，在这些表面变化之下，仍有着内在的连续性与稳定性。

用着诺基亚手机与满嘴“Cool”的新一代可能并不拥有更强的*与个人主义意识……我们一面在强调专业性知识的重要性、技术力量对于改革的推动力，一面又要面对这样的困难：没有文化与传统上的改变，这种技术性变化往往变形并不能保证持久。我们一面在倡导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却又发现再好的制度，如果没有好的相应的文化环境与具体执行人的辅助，同样毫无意义。一个不恰当的类比是：据说安然公司拥有世界上最杰出的董事会与公司治理结构。

“制度是结果，不是原因，今天看到的很多我们所敬仰的法律制度，它们都与基督教文明有关……”袁岳显然不赞同那些过分迷信制度的人。*也相信，法律背后需要哲学上的超越性，这是中国的文化中缺乏的。

发出新芽的传统

于是，当眼前的讨论越发热烈的时候，我们却不得不回到一个更为漫长与艰辛的传统：我们该如何面对截然不同的文化与制度，技术性的模仿能走到什么程度？

尽管自认为并不具备足够的远见，《财经》杂志的主编胡舒立对于改革的经验简练却值得信任：“改革是个日益复杂的过程。”她说，勇气与努力或许是5年前的中国新闻业最值得珍视的品质，但如今，更为重要的品质是“判断力”，即在越来越复杂的环境中，如何作出准确的判断，已成为最大的挑战。

在马立诚继续为不断活跃的舆论空间而鼓舞时，他的同事凌志军出版了《变化》一书，它疏理了1989年至今中国发生的种种变化，如何由一个封闭单一的社会向开放多元的社会演进的线索。在中央党校内的书店里，《变化》占据着显赫的位置，旁边的书架上摆放着美国管理大师彼得·圣吉、彼得·德鲁克与迈克·波特的著作，而挨着MBA教程的是曾国藩的用人之道与关于俄罗斯的转型研究……

近年来，中央党校最为流行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