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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瑟瑟颤抖的中国人是在为周恩来本人还是为自己长期抑郁的情绪而泪留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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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时代（1）

尽管在表面上，在过去7年里*惟一的头衔仅仅是国家桥牌协会名誉主席，他也成功地实现了1985年接受迈克·*采访时的允诺：“如果我在去世前退休，这会有助于实现现行政策的连续性。”但他的死依旧带有某种突然性。他令人遗憾地错过了4个月后的回收香港的历史性时刻，他也没有看到他的接班人*在即将召开的十五大上更激烈的改革举措，还有2000年的小康目标的实现……

当然，更深刻的原因是，人们永远不能习惯于伟大人物的逝世。尽管他已经93岁了，可在大多人的印象中，一个能够领导世界1/5的人口走出混乱、贫穷的悲惨境况的人足以永垂不朽，更何况他在88岁时依旧可以进行“南巡”。在生命中的最后几年，他几乎完全离开了公共视线，但关于他的健康状况的流言仍强劲地影响着香港与台湾的股票市场。

当*在1997年2月19日逝世的消息最终被确认时，它激起的世界性的反应值得理解。当他与其同伴在1949年指挥百万大军进行渡江战役时，同代人中只有艾森豪威尔、麦克·阿瑟、蒙哥马利少数几位指挥过如此庞大的军队；当他在1956年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时，世界的政治舞台被毛泽东、赫鲁晓夫、艾森豪威尔、卡斯特罗、戴高乐、丘吉尔、阿登纳、尼赫鲁这样的人物控制着；当他在1978年复出后，他与里根、撒切尔、基辛格、密特朗相互握手，并比戈尔巴乔夫更早地推行了中国式的“新思维”，他有足够理由说69岁当选总统的里根很年轻；而当他去世时，婴儿潮一代的克林顿、布莱尔、施罗德成为新世界的三架马车，更老一些的叶利钦与希拉克似乎也与旧传统相去深远，他们根本不属于由二战与冷战缔造的令人恐惧却不无悲壮的伟大政治人物传统。

在更普遍的意义上，世界各国对于*的悼念超越了惯常的外交辞令，尽管对于杰出人物的评价常常局限于那几个名词与形容词，*却还原了这些词汇的本来的庄严面目。科菲·安南说他“不但在自己的国家，而且在国际社会，将作为中国现代化和生机勃勃的经济发展的主要设计师而受到人们的怀念”；克林顿称“中国今天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邓先生决定使他的国家对外部世界开放”；叶利钦说他是“使伟大而古老的国家面貌发生历史性转变的改革的宣告者和设计师”；奥尔布赖特在与英国外交大臣里夫金德会谈时得知这一消息后说，他是一位历史性人物；即将离开香港的彭定康与奥尔布赖特作出了类似的判断；科尔在一份声明中说他“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伟大的领导人之一”；金正日以典型的社会主义语气称他的功绩“永放光芒”；卡斯特罗则呼应为“对建设和巩固中国社会主义做出了宝贵贡献”。乌克兰总理拉扎连科的吊唁之词兼具了所有评价：“我们生活在大变革时代。许多领袖出现在国际舞台，而离去时未能在社会历史上留下明显的足迹。有些能对某些国家的发展进程产生影响。但只有极少数特别杰出的、非凡的人物不仅能改变伟大民族的历史进程，而且能改变当今整个世界的历史进程。*就是这样的伟大领袖。”

对*的悼念在2月25日迎来了高潮。在人民大会堂举办的、有一万人参加的追悼会上，身穿黑西服、胸佩白花的治丧委员会主席*在演讲中几次因过度激动而啜泣不已。大约有3　000人站在天安门城楼上默默哀悼，而北京火车站的大屏幕前，至少肃立着500人，他们耳边还传来高音量的汽笛鸣叫声——全国各地的车船与工厂的汽笛全被拉响了。很多街道呈现出与忙碌的90年代截然的空旷感，路透社记者写道：“许多商店关门，只有少量骑车者、出租车和公共汽车在空荡荡的大街上行驶。”

邓小平时代（2）

在过去的一周里，几乎中国的所有报纸、杂志都以黑色作为设计的主色调，并刊登新华社长达5　000字的统一悼文。很多媒体力图捕捉邓的逝世所投射在中国历史中的隐喻，在经历各种朝代更替的漫长岁月中，领袖的病逝总是带来某种变革——它可能朝向好的方向，也可能导致动荡。

经历过*的中国人会在24日清晨的长安街上想起周恩来逝世时的类似场景，尽管它已不复有21年前的过于悲怆的气氛；而政治分析家则倾向于联想到1976年9月9日的毛泽东的去世，因为他们认为邓与毛在政治上的影响力更为匹配。倘若以长远的眼光看待，*从属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