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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但*显然相信，外来者无法了解这一事件的复杂性。在10月31日会见尼克松时他说：“今天来一个示威，明天来一个大鸣大放大字报，就没有精力搞建设。”而在内心深处，西方世界的制裁态度令他联想起中国与西方交往中令人不快的历史，在12月1接见日本代表团时，他再次提到了鸦片战争：“从鸦片战争侵略中国开始，他们伤害了多少人的*！巴黎七国首脑会议要制裁中国，这意味着他们自认为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可以对不听他们话的国家和人民进行制裁。”而中国人民，“永远永远也不会接受，也不会在压力下屈服”。

这也是一个备感迷惘的时刻，原本清晰的道路，似乎又失去了方向，甚至一些根本性的质疑也开始产生，变化莫测的国际局势则更增添了这种迷惘与忧虑。想想看，从陈独秀起的第一代共产党领导人，就是在俄国革命的鼓舞中成长的，一直到毛泽东彻底掌握领导权之前，苏维埃经验都直接影响着中国的革命。而在1949年之后，毛泽东则干脆直接从苏联复制了所有可以复制的模式，在那个半个世界都插上红旗的年代，人人坚信东风必将压倒西风。即使赫鲁晓夫打破了斯大林神话，中国也只是指责了修正主义错误，而非苏联模式本身。两国领土的争执将原本已受破坏的关系推到了新的低点，苏联变成了“扩张成性的帝国”，但从未有人怀疑过列宁仍是中国革命的精神导师之一。但现在，那个一直作为参照系的国家彻底否定了自己的历史，他们正在考虑是否依旧保存储存有列宁遗体的水晶棺。一些年轻与自负的理论家们则开始对于历史的变迁作出解释，他们说“历史已经终结”。

没人意料到*在1992年的南巡之举会引发如此革命性变化。他已经88岁，他拥有的惟一社会性职位是中国桥牌协会的名誉主席，是的，他仍拥有无人匹敌的影响力，但他的权威性多少因为1989年的风波有所损害，那些改革中的反对派则重新获取了话语权。在1992年1月18日到2月21日间，他乘专列视察了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这次后来被广泛引证与评论的行程，在最初却被中国的新闻界刻意忽略了。在前后六次讲话中，*再次阐述了他的主要主张。他相信衡量国家与制度是否优越的基础是生产力；他解除了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间的界线，他说市场经济同样可以为中国所用；他从未放弃对政治路线的强调，他与毛泽东一样相信*主义是打不倒的，而为了确保这一点，党组织与国家机构必须有高效、年轻化、廉洁；防止和平演变的最好方式，是比对方做得更好；他也强调了自己的实验主义哲学：“不冒点风险，办什么事情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万无一失，谁敢说这样的话……每年领导层都要总结经验，对的就坚持，　不对的赶快改，新问题出来抓紧解决”；对于全球局势，他仍保持乐观，他相信尽管历史仍按照*到他那一代共产党人的预测进行着，既然资本主义替代封建主义用了几百年，屡经王朝复辟，那么社会主义也可能经受暂时的挫折，他说和平与发展仍是世界主要问题，中国反对霸权，并永不称霸。

邓小平时代（10）

当然，对于中国与世界而言，在这次南巡中，最令人们激动的是，*不仅肯定了改革开放政策，还提出更大胆的号召。为了表明自己对于略显停滞的改革步伐的不满，他甚至用了他在讲话中很少使用的比喻，他说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他也显露出只有他那一代身经战争年代的人才有的气魄：“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

这是*最后一次公开露面，但关于他的猜测仍在未来几年中不断进行，香港的报纸连篇累牍地试图从每一个细微的信号里寻找到他的健康状态。在他1992年充满不寻常的朝气的讲话之后，中国经济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高增长期，而西方世界对于中国的评价似乎也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一种新的统计方式表明，中国不但不会走向崩溃，而且正在成为世界最为强大的国家。1992　年11月28日，拥有150年历史，以理性、冷静富有洞察力著称的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上发表了关于中国的16页调查，名为《巨人翻身》。这篇文章第一次用PP（purchasing　power　parity，平均购买力）的方式衡量了中国的经济实力，按照这种新模型，*13年改革的成就是，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了美国的2/5、日本的2/3，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平均GDP则达到了2　700美元，是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