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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辫子剪了”。以智慧著称的宋教仁发现：“不良之政府虽倒，而良政治之建设则未尝有也。”新国家的领导者要面对这样一幅图景：沿海的工商业与停滞的农村同时存在，铁路、马路、独轮车路、只能用脚走的路同时存在，穿着西服、接受了最新观念的学生与最落后的习俗并存……与此同时，中国还遭遇着日益恶化的外部环境，那个1905年战胜了俄国而更加趾高气扬的日本在10年之后，已掩饰不住彻底奴役中国的野心。中国人对于秩序与国家安全的渴望在1911年之后压倒了革命激情，袁世凯被顺利地推到了领导者的位置，而当日本提出了“二十一条”时，甚至连最坚决的反袁分子孙中山、黄兴都提出了暂时停止对抗，共同对抗日本。

我仍不能解释新政为何最终失败。因为如果剥离现实环境，我们无法理解任何行动与主张。而且在很多时刻，行动成败与否是时机与环境的产物。社会是一个如此复杂的系统，如果你在很多方面已表露衰败时，仅仅将希望寄托在某一个单一元素时，往往只会收到相反效果。而革命者也马上会发现，比起破坏一个旧秩序，建立新秩序似乎更要难得多。

很难找到历史的截断点，尽管大部分历史学家以创造和解释这种节点而获得声名与权威性。但我仍愿意粗暴地将1915年视作此章的结尾。这一年，一项在当时并不太重要的任命将在日后中国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前清的翰林、革命党的*蔡元培被任命为更名不久的北京大学的校长。那些殷切地期待维新、宪政与革命能够彻底改变中国的人们，日益把精力投在中国文化与中国人心理的变革上。他们马上就会感慨，如果中国人理解世界与理解自己的方法不改变，一切改变都无从谈起，他们马上将比过去更彻底地否定自己。

几乎在同一时代进行的明治维新与同治中兴，结果是如此的令人诧异。伊藤博文的一代绝不比曾国藩、李鸿章的一代更优秀。在现代化上的投入，中国似乎比日本更多，但这两个国家的改革一开始就通向两个不同的方向，中国的改革是为了修补旧传统，为那个僵化的体制提供某种缓解，绝不敢对它进行任何触犯；而日本的改革，则更多地致力于新力量的培养，用新的形式取代旧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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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中兴与明治维新（1）

那些被遗忘的黄金时代

在1895年的《马关条约》签署时，日方代表伊藤博文询问中方代表李鸿章，为何他十年前就已听说的中国正在进行的改革没有任何效果。后者回答说，中国的事情受传统束缚太深，他根本无法按愿望行事。一年前，也就是甲午海战前夕，海军提督丁汝昌收到了其昔日同学日本海军将军伊藤的信，他即将的对手写道：“您很清楚，30年前，日本帝国曾处于何等的困境之中，我们是如何努力摆脱眼前的困难的，我们抛弃了旧体制，接受了新体制。贵国也应该接受这种新的生活方式。如果如此，一切都会好起来，否则只有垮台。”

甲午战争的失败激发起一代人的变革或革命热情。康有为、梁启超试图将光绪塑造成另一个明治，而孙中山则相信推翻满清政权是惟一出路。传统观念认定，在谭嗣同就义时，变法即宣告失败，而自1895的耻辱以来，日本的侵略行径就激起国人仇恨，并在1937年达到高峰。但在美国学者任达（Douglas　R。　Reynolds）眼中，1898~1910年却是中国政治改革与社会变迁的革命性十年，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在本质意义上，新政府仍沿袭了清末的宪政革命，百日维新所推行的种种措施也并未因六君子的遭遇而夭折。而日本在这一连串千年未见的社会革命中，充当了楷模、朋友的角色而非仅仅的对手。正如任达所说，在“黄金十年”间，日本的角色是“持久的、建设性而非侵略性的”。这一段常常被遗忘的记忆，充分说明了中日关系的复杂性。

从1895年至1898年，中国对日本态度转变的戏剧性程度，与明治维新后日本对西方的态度颇类似，失败激起的学习欲望压倒了简单的民族情绪。日本人从英、美、德、荷获取不同的帮助，而中国人则发现，比起西方，日本是一个更亲切、更易模仿的国家，日本的传奇崛起历程赢得的尊敬超过了他的侵略所致的伤害。而在表面的大规模西化之后，至少在相当一部分日本人内心深处仍相信，西方才是他们一争高下的对手，而中国则是值得帮助的亚洲伙伴。我们相信，在这“黄金十年”中，日本对于帮助中国有着实在的利益考虑，它希望在军事与非军事领域都能影响这个庞大却病弱的伙伴。这其中同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