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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城市改革尚未开始，市场经济这样的提法远未在报刊上出现。政府靠“计委”、“经委”这样的部门牢牢掌握着手中的权力。有一段时间，这两个部门几乎到了“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的程度。那时包括交通局这样的部门也归经委管。当然那时候的交通局可没现在牛逼，还像个粗使丫头，在市政府这个“大户人家”里根本走不到台前来，只负责洗碗和擦地板。交通局“吃香”是在“九五”期间，那时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力度，每年投入几十亿元修公路，像交通局这样的部门一下“牛”了起来，成为市政府最要害的局。这是后话。我毕业分配时刚刚进入“六五”，最牛的不是交通局，而是计委和经委。我发现无论计委、经委、交通局，还是我们玻管局，都有点像民国初年的遗老遗少，谁要强行剪掉他们头上的辫子，他们会一头撞死。改革开放二十年来，我们紫雪市的六次机构改革为啥都是先硬后软、不了了之？就是因为机构改革的主要目的是要剪掉党政部门一些多余的辫子。你拿剪刀剪计委，计委不让剪；剪经委，经委不让剪；剪交通局玻管局，交通局玻管局也不让剪。硬要去剪，说不准这些部门就会像前清遗老一样护着辫子以死抗争。或者就像尤三姐，那样烈的性子谁敢去碰她！于是就不敢碰了，操剪刀的手缩回去了。经过六次机构改革，市上的“辫子”越剪越多。比如经委，就下属重工局、轻工局、化工局、纺织局，包括我们玻管局，当时称“一委五局”。后来我们这里发现了一些铜矿资源，又成立了一个铜管局，叫“一委六局”。后来乡镇企业露出一些好的发展势头，成立乡企局，叫“一委七局”。又后来有一个名叫“紫雪市东方炸药厂”的全市最大的乡镇企业发生了特大爆炸事故，死亡人数近百——轰隆一声震天响，九十八人上天堂。安全生产于是被提上议事日程，赶快又成立安监局，隶属经委系统，称“一委八局”。“一委八局”时期是经委系统的鼎盛时期，当时的经委主任被称作“二市长”，与紫雪市真正的市长形成对垒之势，紫雪市市长被称作“大市长”。

如果说当时的经委、计委一类部门是一个极有权威的丈夫，包括我们玻管局在内的这些局就是它的一群姨太太。或者说，如果经委、计委是一把考究的茶壶，我们这些局就是摆在茶盘里、围绕在这把茶壶周围的一群茶杯。学贯中西的辜鸿铭老先生就有一个观点，这个有趣的老头赞成一夫多妻制，他用以支持这个观点的论据就是：一个茶壶都有几个茶杯！

好在我们紫雪市不生产茶壶，如果要有几个茶壶生产厂家，经委系统又会多出一个局——叫“茶管局”或“壶管局”——那就成“一委九局”了。

我调到玻管局工作后，经历了六次机构改革中的其中两次。总的感觉是机构和部门越改越多，像蚂蚁一样在市政府大楼里爬来爬去。大楼里装不下这么多部门，有些部门就设在外边，每个部门单独修一座办公楼。市政府就有“内设部门”和“外设部门”之分。若市政府是贾琏，内设部门就是王熙凤，像我们玻管局这样的外设部门就是尤二姐。

其实我也认为“辫子”还是不要剪掉为好。若六次机构改革中的某一次将玻管局剪掉，我调到哪里去工作？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大学刚毕业时，我只是一根毛发，当时十分渴望“附”到某一张“皮”上去，但却怎么也附不上去。不说计委、经委这样炙手可热的部门，就连“壶管局”也拒我于门外。对一个无权无势出身农家的年轻人来说，当时要分配到“壶管局”一类部门工作，真是比登天还难。我的父亲母亲均不认识方块汉字，他们一生都像钱钟书先生晚年那样足不出户，从未离开过我出生的那个偏远的小山村。钱先生足不出户是为著书立说、启迪后人，我父亲母亲足不出户是因为他们没钱买车票，且一旦进入县城以上的“大城市”就辨不清东南西北。他们一生就像抗战末期的日本鬼子龟缩在炮楼里一样缩在我们村里。他们虽然生性胆小怕事却一生饱受欺凌。我们村只有“袁”、“鱼”两姓，袁姓是大姓，鱼姓是小姓。姓袁的想在我们姓鱼的头上拉屎就拉屎，撒尿就撒尿。我父亲母亲不认识任何职位的领导干部，他们认识的最大的一位领导干部就是我们村那位姓袁的支部书记，在我的分配问题上父亲母亲不可能给我帮上一点忙。

我们班四十五个同学中，我的分配结果最差。其他同学有分到省委、省政府的，还有一个一下跑到了国务院。而我却像一只没头的苍蝇一样，拿着写得工工整整的简历和自荐信以及大学期间所获“三好学生”证书，在紫雪市委、市政府的楼道里窜来窜去，最后却像一颗皮